我们经过仔细整理，为大家整理了关于“法律观后感”的相关资料。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写观后感，那么观后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学会分析和思考问题。写观后感不仅要有“感”，还要有“观”，否则就像牛头不对马嘴一样毫无实际意义。本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法律观后感 篇1
摘 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正义更显得尤其重要。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得法律也不断地得以完善，人们对法的价值的认识亦逐步深化。社会正义以司法正义为起点，司法中的审判就是为了维护正义。此正义乃是对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厘清与保障，是法律的严格执行。本文结合法理学知识，介绍正义的概念，正义最低限度的要求及法律对诉讼正义的保障，并呼吁人们为追求社会正义而不断努力。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公正与不公正的争论以来，正义便成为人类社会所备受推崇的崇高社会理想和美德，法被人们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工具，其本身亦包涵着正义的内容，正义因此也成为法的基本价值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平正义的问题凸显，特别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公平正义的今天，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意义重大。
法律与正义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法律正义是法律与正义的符合。自古以来，很多民族与国家通过语言文字将正义与法律的关系直观、生动地反映出来。其中，拉丁文、法文、俄文和德文对法律一词的内涵界定为同时兼有正义、公正、公平之义;英文中的正义包涵着司法、审判和法官之义;在汉语中，正义即公平、公道、公正。而究竟何为正义?从古至今，这个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少数西方经典作家曾对此下过定义。古罗马时代的西塞罗指出正义只有一个，对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具约束力，同时它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这个法是运用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的理性。无论谁，不了解这个大写的法，无论这个法律是否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法的称谓来自于正义，法学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但是这些西方经典作家只论证了正义的标准，并未对此概念的界定。正如凯尔森所言：自古以来，“为了正义的问题，不知有多少人流了宝贵的鲜血和痛苦的眼泪，不知有多少杰出的'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康德，绞尽了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问题依然未获解决。”此问题之所以困扰了人们千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受社会生活条件，特别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使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不同。不同的时代、社会、文化、宗教、生活条件、生活经历、价值观念等因素使得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存在分歧。其次，正义本身的概念就是不确定的。“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正义无法得以界定之原因在于首先，阶级社会决定了正义有阶级性，虽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关于人们行为共同的正义尺度，但其在根本上却是对立的。其次，正义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决定了正义总是具体的。最后，正义是历史的产物，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改变。
所谓正义最低限度，是指使每个权利主体都能够获得适当的待遇的标准和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正义之中的利益与责任的分配不能够是任意的，同时也不能依靠暴力，应以人们可以理解并接受作为衡量标准，在人们维护并争取自己利益时能有据可循;
第二，正义与平等间联系紧密，因此要实现正义必须首先要实现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平等;
第三，裁判者在裁判时要遵守最低限度的中立。
但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司法中的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早就有对于正义的评判标准，即法律存在，法官在审判中能够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法官的义务就是执行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官要认真听取案情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理，无论在实体还是程序上都严格依法办事。可见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时刻秉承着正义的精神，促进了社会正义的实现，捍卫了司法的权威。
在社会的生产生活之中，利益冲突的发生不可避免。并非所有人都会尊重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关系，由此所引发的法律纠纷层出不穷。但是对这些冲突和纠纷的解决，不应只追求达到平息纠纷，和平相处的状态，而应当追求更高层面的效果，即公平公正。法律作为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为和平、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了规则和程序。而达到解决冲突的公正效果，就是平等地适用法律，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现代社会，法律为了保障能够公正公平地解决冲突和纠纷，其所提供的规则和程序主要有：①司法独立，即不论司法机关抑或法官，在行使司法职能时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干涉，独立地行使审判职能。②审判公开，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要公开进行审理，接受社会的监督。③回避制度，当案件与自己有利害关系时，任何个人均应回避，不应参与审理。④当事人之间权利平等。⑤判决的内容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⑥及时、高效地审理案件。⑦律师自由。
法律的精神和价值是永恒的。法律的灵魂不能丢，否则就成了行尸走肉。司法必须在“正义之路程”上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要促进社会正义，首先应从司法正义开始。而司法中的审判就是为了正义。通过审判及法律的实现，达到惩恶扬善的结果，有利于正义观念的传播。因此，在司法过程中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实现法的正义。从而使社会大众对实现公平正义充满热情。我们应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共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法律观后感 篇2
当妈妈的都是多么的辛苦啊!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养口糊家。更何况是一位要同时照顾三个孩子的妈妈，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累啊。但是，上帝还在继续为难这位妈妈，艾琳找工作一直都没有成功，总是失败。然而，一次意外的车祸，让一直很沮丧的艾琳，更加的生气和不满了。
艾琳在无奈之下，只是勉勉强强找到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工作，其实艾琳是非常不愿意的，但是自己的内心还是战胜了自己的不情愿。她忍了!
不知是上帝自有安排，还是艾琳的运气较好，一次偶然的事情又转变了整个生活的安排。
太平洋电力公司卖的房子里面的水有毒!一个惊人的消息，让艾琳的心里又不安的起来，她慢慢的，一步步的调查这一切的一切。去寻找当事人，了解所有能知道的情况。可是，她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又能怎么样呢?连所有的人几乎都不相信她能够成功的打败这场官司。但艾琳并未因为大家的不相信而放弃打官司的想法。她没有上过什么学校，但是他感动了所有人，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面对身家280亿美元的太平洋电力公司，她的不懈努力，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
一个不同的，坚强的，不屈不挠的妈妈，证明了弱小女子的价值，证明了永不妥协的力量!
法律观后感 篇3
本学期刚开始，我便在图书馆翻阅法律相关的书籍。因为爱好原因，自己本身并不喜欢枯燥的法律条文或者晦涩难懂的法学大家的著作。在图书馆游走的我，就被这本《法律与文学》抓住了眼球，通读完这本著作让我知道了：法律也是可以有趣的。
波斯纳的作品和他本人的学识经历总会给人一种很怪的感觉：他虽然是美国法学界的巨擎，但其第一个学位却得自耶鲁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而非法律专业；虽然身为法官和法学家，但他常常“超越法律”，专注于对经济学、数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本《法律与文学》才显的如此有看头，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家对文学作品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和诠释，个人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文学家运用他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去诠释书中的法律行为。
书中认为“作为法律文本的文学文本”主要就在某种意义上“关于”法律的文学作品展开讨论。在该编中，“法律”的定义很宽泛，包括自然法和复仇这些与实在法共存，并影响后者的规范体系。进行分析的作品包括了西方文化中许多里程碑性的著作，包括荷马、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妥斯陀也夫斯基、梅尔维尔、卡夫卡、卡缪等人的作品。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学到很多关于法理的知识。实际上，一些表面上与法律或其他规范体系没有多大关系的文学作品，有时从法理的视角来看也可能更好理解。
“法律学术中的文学转变”主要就是否应当对律师和其他法律职业者进行文学修养教育的问题进行探讨。作者认为美国法学界的一些人想讲法律学术的重点从分析转为叙事和比喻。他们想把虚构的文学作品带入法律课堂，让人们活生生地看到受蔑视的人、受忽视的人、受压迫的人，并通过培养对这些人的同情来促进法律改革。另外，作者还对许多著名法官的传记或自传的文学价值和法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波斯纳的这本著作很厚，就不一一的去解读，接下来写写自己对这种文学与法律的交融形式做一下自己的看法：
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大多都是现实社会的放大版，极具讽刺意味。那种放大了的行为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则会有种被带入角色的感觉，当你真正被带入这个角色，你就会发现这被放大的喜剧行为被法律思维所诠释是多么有趣。再者来说，我们欣赏整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多都是以“上帝”的视角去观看，那么当你总观大局，体会整本书的逻辑链或者是伦理关系，你就会对法理有深刻的认识。
法律观后感 篇4
谈到法律，总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
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可能会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就约束不到我们。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
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而在我国学生群体中也存在着一些触犯刑法的不良现象。如：强要同学钱财，参与抢劫，更有甚者结帮犯罪。据报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17岁学生温某，因持塑料枪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近年来，青少年结帮犯罪现象也呈上升势头，加入黑帮犯罪的一般是18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来自公安机关的一则统计数字表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
在上海，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让人心惊的是，刚刚进入法定处罚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l％。犯罪，无疑永远威胁着我们安定的生活。但是，我们应当坚信的是，法律永远维护正义。诚然，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制而言，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也有一些人为了金钱，为了一个“利”字，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法律的空子。但我仍要说，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并学会扞卫它！
而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常常讲要遵纪守法，可见遵纪是基础。我们千万不要忽视遵纪的作用，“以小见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如果你认为“现在违反一下学校纪律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以后不违法就行”，那就请你赶快打消这种念头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小小的放松很可能在将来会酿成一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法律制裁的时候才悔恨呢？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从一名合格的中学生做起，将来当我们走出校园，融入社会这个大集体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总之，法律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同时又是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准则。因为权利在规则中行使，义务在规则中履行，自由在规则中拥有。同学们，从今天起，从这一刻，让我们一起踏上与法同行的道路吧 ！
法律观后感 篇5
我国是一个讲法律的国家。在我们的生活中，法律真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好像一张网，虚若无物、无声无息，却悄悄约束着我们。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期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自古以来都很对青少年的教育，为了保护青少年，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昨日，我校特地请来了律师事务所的何律师为初一、初二年级的同学进行法律知识的讲座。何律师首先为我们讲了不一样年龄段不一样的犯罪行为的判刑状况，还讲述了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青少年犯罪的例子。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洗车工的事。他是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少年，却不如我们这样幸福，因家庭贫困拮据，他不得不外出打工。有一天，他洗了很长时间的车，刚刚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床准备睡觉，却被下床的室友吵得合不上眼。生气之中，他嘟囔了一句，室友却不乐意了，与他发生争执。从此，他们常常在外面约架。一次打架中，他不留意杀害了对方中的一人，构成了蓄意伤害罪，被判了刑。何律师还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一个个典型的事例，使我们感悟良多。我想，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犯罪行为，主要是因为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总抱着“无所谓”的心态。一些青少年行为不谨慎，走错了路，开始时意识不到后果的严重，等到后悔时已经来不及了。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期望，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是21世际振兴中华的主力军，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民族振兴，关系到革命前辈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后续有人的大问题。有的人留下的是一张色彩斑斓的纸，上方满是绚丽的图案；有的人留下的则是灰暗一片；更有的是还没来得及在这张纸上添满色彩，这张纸就早早飘零！为了我们能够健康成长，为了我们完美的明天，让我们从此刻开始，严于律己，改掉不良习惯，做一个合格的当代中学生吧！
法律观后感 篇6
法律与全球化是什么关系？这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全球化对法律有无影响，有什么影响，法律对全球化有无作用，有何作用？其二，法律本身有没有全球化的问题，法律可不可以和应不应该全球化？
全球化是自上世纪后期涌动的一股世界潮流（尽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是新世纪发展的一种强劲趋势。对全球化，人们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界定，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人们一般可从三个层面考察和把握：第一，“全球相互联系的扩大、深化和加速”（D.Held），其广度、强度和速度激增，就这一层面而言，互联网是最明显的例子；第二，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法律制度呈逐步整合、趋同的趋势，“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 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R.Robertson），就这一层面而言，联合国、WTO等是明显的例子；第三，国家的作用逐步受到一定限制，人类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共同体越来越多元化、多层化，“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D.Held），就这一层面而言，欧共体、APEC等是明显的例子。就这三个层面而言，全球化主要涉及的是经济领域，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但也显然不只涉及经济领域，不只是指经济全球化。
仅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其对法律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一国要与外国进行经济交往，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特别是加入WTO一类世贸性组织，其有关经济、贸易的法律（包括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就必须与他国接轨，各经济交往、贸易往来国必须遵循一些共同的法律规则，如果尚没有这些规则，就要创立这样的规则，如果一国的规则与这些共同的规则相冲突，该国就要对其法律做相应的修改、调整；其次，一国的法律是一个整体，其法律的原则、精神应是协调一致的，如果其中一部分法律（涉及经贸的法律）调整了，改变了，其他部分的法律可能也必须做出一定的相应调整。否则，将导致一国法制的不统一，甚至混乱；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即使你不主动调整、修改、补充本国的法律，你在与外国频繁的.经济交往中，也必然要接触和适用有关的外国法律或国际法（公约、条约、国际组织的章程等），这种不断的接触和适用不可能长期不对内国法律产生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至于法律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即已显露无遗。可以说，没有法律及其规则的运作，就没有经济全球化。不过，法律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并非总是正面的。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一国的立法者如果认同和赞成经济全球化，它可以通过立法去促进经济全球化；一国立法者如果反对经济全球化，它可以通过立法去阻止或延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然它只能是阻止或延缓其本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不可能全面阻止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然，很多人对全球化是又爱又恨，爱其利，恨其弊。对此，立法虽然不可能完全扬其利，避其弊，但可以尽量扬利避害，保证全球化尽可能给本国、本国国人带来利益。当然，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能力有限，立法不一定能找到扬利避害的最佳方案，即使找到了，执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偏离这种方案，使立法目的难以有效实现。因此，法律对经济全球化应起何作用（促进还是抑制），主要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而法律对经济全球化能起多大作用，则主要涉及立法质量和整个法律机制（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法律救济的各个环节）的问题。
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法律必然被卷入，法律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这种卷入和适应是否意味着法律本身也一定程度地全球化了呢？
很多人否认法律全球化，反对法律全球化，认为法律的政治性很强，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从而法律不可能整合、趋同；世界政治应鼓励多元化，从而法律应强调本国特色，不应有全球化，不应推动全球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向全世界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推销它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如果我们认可法律全球化，它们就可以借法律全球化之名行法律西化、法律美国化之实。
这些看法似是而非，很值得商榷。首先，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并非仅指经济全球化。从我们前面分析的全球化的三个层面看，法律全球化现象的存在是
法律观后感 篇7
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种特定保障措施从而有可能在经验上有效实施的“秩序”。他把法律分为形式合理性法律、实质合理性法律、形式不合理性法律和实质不合理性法律，并认为只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才能给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空间和自由。同时，他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形式合理性的，而非西方世界国家的法律都是实质不理性的。韦伯的法律思想是一种理想类型，脱离了社会背景，忽视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彰显的只是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
韦伯的学术生涯以法律研究为开端，虽然其后的学术重心日渐转向其他更加广泛的领域，但对法律的关注和研究却一直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由于韦伯是德国人且一直生活在德国，德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直贯穿在他的学术思想当中。
由于德国主张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德国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是领导和治理国家方面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p3)。韦伯很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他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即理性化的、充满意义的秩序去行动。
另外，卡尔马克思，作为19世纪中叶的德国思想家，其独特的智慧和思想体系对韦伯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马克思生于18，先于韦伯近半个世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进入德国，并逐渐产生巨大影响。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当时韦伯30岁，正值他的学术兴趣从历史学转向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出版而引发的种种大讨论的影响。韦伯的主要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作为一名社会学者，韦伯受到了几种思想体系的影响，他要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可回避地要与马克思进行“对话”，通过与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争论来明确自己的立场，确立自己的合理性。
韦伯关注合理化所带来的悖论，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两者的共同点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性的关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种实质上的合理性;是一种目的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种价值意义的合理性，西方世界对意义的追求将会产生出一种理性化的、充满意义的秩序。
对于法律，韦伯在《经济与社会》的第二部分《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中开篇就写道：“当我们谈及‘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陈述’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法学着眼点和社会学着眼点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法理学家的着眼点在于法律构成的正确性，而社会学家则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界定的，即法律指称对各种产品和设施的实际支配权的分配状况……这些支配的权力是以事实上的承认为基础的。在韦伯看来，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种特定保障措施从而有可能在经验上实施的秩序。所谓“有保障的法律”指存在着一套强制性机构，存在着一个或更多的人，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为了实施规范的目的而时刻准备使用特别提供的强制手段(法律强制)。
另外，在韦伯的法律研究中，法律是一个名为合法性秩序的代名词。法律与其他形式的规范秩序的区别在于它的强制性。
在给法律下定义时，韦伯很强调法律的强制性，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性，道德箴言和原理可能是由特定的法律秩序加以陈述的，人们之所以将它们作为一种义务而加以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事实上的强制。韦伯认为，法律应该是一个社会中的合法性权威的来源。在韦伯的研究框架中，法律的最后一个维度就是“合理性”。
合理性一词是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实际上，韦伯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状况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合理性的法律的考察进行的。
韦伯将合理性分为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两类。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用于表达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他把形式合理性主要界定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归结为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如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官僚体制等都体现了这种纯粹形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是从某种目的上看的意义合理性、价值、信仰等。
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完全不同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所谓合理的法律就是立法、执法、司法都是在一般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指导下的活动;不合理则是相反情况。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表现在有关法律的决定是依据一般的规则，而不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中的道德、宗教、伦理等法律之外的因素判断，体现了法律原则本身的道德、伦理和政治等因素。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则与上述情况不同，它主要指的是法律活动的形式符合理性或理智的一般要求，其形式合理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秩序本身是由法律、法规支配的，法律、法规与道德伦理分离，这样，事物的实质内容和程序状态就都是合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形式”首先就是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内容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同时，一切法律行为，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也都是由法律法规支配和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被明确的、普遍的并能够被证实的原则确定下来。
第二，法律的高度体系化。体系化就是法律思想发展的成熟阶段才能够出现的情况。它意味着通过人的理性活动和逻辑思维，把经过分析的法律判断统合为一个逻辑清晰、内在一致的严密的法律体系，使法的原则表现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
第三，法律分析的逻辑形式。以往的法律实践实质和程序两个方面，都要尊重事实的形式特征。一方面，事实要依赖一定的形式标准确定，如说过一句话、签过字等形式要件，对事实的确定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要用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手段，使法律关系抽象化，建立和运用固定的法律概念都要依靠逻辑方法。第四，立法与司法、程序
法与实体法、法律现象与一般事实分离。总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完全由人的理智控制的制度模式。
借助于法律是如何制定以及如何产生的，韦伯将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划分，即法律是既可以非理性地发现和制定，也可以是理性地发现和制定。他将法律划分为：形式非理性的、实质非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合理性的四种类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可能在“外在”的意义上或“逻辑的”意义上都是“形式的”。韦伯对法律形态的分类采用的是他的理想类型的方式。
实质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韦伯的称为“卡迪司法”的法律运作方式。这是一种通过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伦理、情感以及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来特别地对每个案件作出判决的法律运作方式，其实质性在于它并不在原则上区分裁决的法律与非法律依据，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裁决过程并不依赖任何规划或者普遍性原则。实质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韦伯所谓的“宗法制司法系统”，这种系统经常在与神学相关的法律教育中出现，它的特点在于通过统治者的立法来实施，具有伦理基础的政策。其实质性在于它的目的并非创设一个理性法律系统，而是体现了宗教或者伦理对个体与法律秩序的要求;其理性的方面在于它建构了一种纯粹理性的决疑法，更多地倾向于学者不受限制的理智主义需要，而非群体关心的实际需要。形式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根据神喻宣判处理纠纷的程序。这种程序一般存在于早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其形式在于任何微小的对程序性规则的违背都会造成整个程序的无效，而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其神明宣判的特征。形式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由罗马法衍生的现代民法。韦伯认为，这类法律具有以下五个特征：(1)每个具体的法律判决都是抽象的法律命题在具体的事实情境的应用;(2)在每个具体案件中都可以通过法律逻辑由抽象的法律命题推演出判决;(3)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或者形式上构成一个“无缝的”法律命题系统，或者至少被视为一个这样的系统;(4)任何不能用法律术语理性地解释的东西都是在法律上无关的;(5)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都必须被视为对法律命题的应用或者违背，因为“无缝的”法律系统的结果必然是对社会行为的无缝的法律秩序化。显而易见，形式理性使法律能够像一台具有理性技术的机器一样运作，这与其他三种法律类型的运作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p381-403)。
同时，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形式合理性法律还是一定的法律发展在历史过程的一个链条。从理论上法律的发展阶段看，法律经历了：第一，由法律先知们向大众进行魅力型的“默示”阶段;这个阶段.由先知宣告法律的内容。第二，法律由一些“法律贵族”制定和发现阶段。第三，法律由世俗和神圣的权力强加于公众阶段。第四，由受过系统的专业法律教育的专家制定法律并依靠严密的逻辑分析适用法律阶段。所以，法律经历的这四个阶段，是法律的形式的品质从受魔法制约的形式主义和受默式制约的非理性的结合体中发展起来，经神权政治和世袭制度制约的实质理性和无形式的目的理性的道路，发展为法的专业化的系统性和形式理性。
形式合理性法律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有很大的意义。韦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形式的理性的法律具有相当高的可预计性与在内容上的预防能力。其中，可预计性最为重要，因为工业的资本主义必须指望法律秩序功能的稳定性、安全性与求实性，即法律辨认与行政理性的、原则上可预计的特性。否则，便会缺乏那些对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不可或缺的可预计性的保证。换句话说，现代西方法律运作像技术性的手段，具有高度的可预计性，是现代西方工业的、企业的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支柱。它提供了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理性的行动者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让他可以计算自己的运作空间、法律后果与行动机会。而这种可预计性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它体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将整个世界除魅化。
另一方面，因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因此，法律的运作难免会与政治的支配形态产生关联，即政治的支配形态能给法律提供一个怎样的活动空间，这决定着法律的形式特征。在韦伯的分析中，他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形式的、理性的，这刚好符合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需要。
韦伯认为西方国家是一个理性化国家，因为它是透过官僚制来行使支配的。而官僚制是专家化、技术化的组织，立基在形式的理性的实定法的基础上。也即是说，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形式理性化的特征，拥有高度的可预计性。
在韦伯的研究中，官僚制度与合乎理性的法律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两大基石。官僚制被用来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在政治上，官僚组织是行政机构;在经济上，官僚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企业制度。同时，韦伯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官僚组织还是一个具有技术专长的官吏阶级，具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所需要的特征：
(1)保持个人自由，仅仅在职务范围内服从命令;
(2)处于一个等级化的职务体系中;
(3)有明确的权力及其范围;
(4)根据契约任职，担任官职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5)任人唯贤……总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形式主义特征，符合工具理性的基本需要，而且，非常注重行政技术效率，行政管理人员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人员都是依据法律法规办事，不会在公务活动中夹杂个人好恶，排除了个人的感情因素，使一切事物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形成了一个非个人性的具有高度形式合理性特征的官僚机制。而且，这样一来，也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而民主政治的要求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为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了一个可发展的空问。
按照韦伯的分析，也就是说形式合理性法律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绝对的保证和最大限度的自由，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刚好满足了形式合理性法律生存的要求，能给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一个可发展的空间。
相反，在西方国家以外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社会状况就不符合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发展条件，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是实质的非理性的法律。为此，韦伯还举例分析了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国家的法律来证明他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社会的法律。
在韦伯的眼里，中国的帝王具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近代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理性的、可预计的行政与法律并不存在，自由裁量高于一般法，民事的私法相当缺乏，没有个人自由权与私有
财产权的规定，行政与司法定位分离，家长制的法律与司法，停留在“卡迪审判”的阶段，追求的总是实质的公道，而不是形式的法律，没有专业的法律阶层，没有系统的法学思想(如自然法思想)，法律外的道德与政治的考量，始终超越法律内部的思考。从秦汉一直到明清，中国传统法律一直都没有多少改变，民间的'调解与长老的审判、伦理的考量重于法律的考量;在官方的家产制审判，重视的同样是实质的正义而不是形式的法律，为官者应视百姓为赤子，做个人民的父母官。所谓的“卡迪审判”，说明了父母官主导的中国法律与司法的运作，恰恰是建立在“考虑个案牵涉的人是谁”的原则之上，像所罗门王的审判一样，重视的是法律外伦理道德的智慧与公道，考虑当事人具体的个人状况与社会关系，而不是根据概括的、形式的法律来审判，法律与道德难分之外，法律与政治、行政也难分，中国传统法律司法始终没有独立运作的空间，具有实质的不理性的特征，充满自由裁量与不可预计性。中国的法律一直停留在西方中古社会的法律发展阶段(p7-8)。
从韦伯对法律和形式合理性法律概念的界定中可以看出，韦伯的法律思想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价值中立。韦伯比较强调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预期性，认为执法者在执法时不应带有任何的伦理判断或其他的价值判断。这在法律实践中无疑是不可能的，只能属于一种理想的追求。因为任何制度或法律都是一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研究任何制度或任何法律，都不可忽视其结构背后的概念。
韦伯的形式合理性法律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将法律等同于一整套规则。在韦伯看来，法律是一种秩序性的制度，即一定共同体成员主观上认可的整套观念，人们的行为符合这些规则就是守法，否则就会受到强制性措施。这一点与他的价值无涉似乎有点矛盾。因为既然是规则，就不可避免带有感情色彩，因为规则就是一定意识形态下的反映，是社会某种发展阶段的产物。
虽然韦伯非常标榜形式合理性法律，认为只有它才能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大的空间和自由，但实际上，形式合理性法律应该只能算是一个理想类型。在西方国家，尽管按照韦伯所说的是实行官僚制度，拥有专业的、技术的组织，具有明显的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基础，但是毕竟法律的实际运作是由其承担者来执行的。而且，在西方，完全的形式合理性法律也很有局限，它忽略了社会文化和传统的因素，诚如韦伯自己所说，形式合理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理论家的内在学术需要的产物，并不真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和条件。
对于中国的法律，韦伯的评价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注重礼的国家，所谓“乡土中国”，很多时候法律和政治处于无为的状态(p60-70);而且，长老统治在传统社会中确实是主要的，只要是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由长老们来裁决，很少交由司法部门(衙门)来管理的，除非是很严重的长老们也不能擅自做主的案件才上交到司法部门(衙门)，这在当时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所然。一个社会的法律文化是不可能突然出现，也不可能跳跃着前进，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像韦伯所说的完全凭一个人的好恶来解决纷争，长老们也是要依当地的习俗和惯例来判断是非，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是依靠当地的习俗和惯例来进行维护的。到了现代，中国的法律与韦伯所评价的状况相比就相差甚远了，已经拥有了很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组织，执法人员也都拥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完全的形式的合理性法律。
就如前文所说，韦伯的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德国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在今天虽然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也为我们研究法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模式。但是，毕竟韦伯所处的时代与我们很遥远了，他的思想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是有差距的。而且，韦伯在分析西方社会法律和非西方社会法律时，在方法上存在着文化内和文化间的比较的混淆。对于西方社会法律的发展，韦伯采用的是文化内的比较，突出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和先进性，而在分析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时，却是将中国传统法律与西方现在的法律相比，采取的是文化间的比较方法，这样做只能更加凸显西方国家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对于法律研究是没多大用处的。韦伯只是强调他的形式合理性法律的优越性，却忽略了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任何时候研究法律都不能脱离社会结构和状况，否则是无意义的。
实际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带有很强烈的彰显西方现代社会的法律类型的独特性和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先进性的色彩，尤其是他分析中国的法律时，把西方文化里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忽视了法律是一定社会的法律，离开了社会基础，法律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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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M楚贝克.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时飞，译.
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台北：三民书局，.
法律观后感 篇8
1.按照规定的内容、法律地位和制定的程序不同，法律可以划分为根本法和普通法。其中，根本法又称
2.有关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一定时期和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并重新确定其法律效力的活动，称为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诉或者检举。这属于公民基本权利中的
6.公民的下列违法行为中，属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是
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下列情况中，行为人不受行政处罚的是
8.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国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照中国法律，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企业，应受
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服务者向消费者提供质低价高的服务，是对消费者
1.A【解析】宪法是根本法，其它之外都是普通法，故BCD答案错误。
2.C【解析】法律整理是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一定时期和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并重新确定其法律效力的活动。ABD答案不符合题意。
法律观后感 篇9
开学第一课，我们观看了“法律让生活更美好”的学习片。这让我学习到许多法律知识。比如，最近，中国人民法院新推出了公平又公正的宪法，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法律条例，比如宪法第一章第三十六条，要爱护国家，要爱护国家的人民；第一章五十四条，民族之间要团结友爱等等。
法律是个伟大的东西，它会永远守护我们，一直陪伴到我们白头偕老。法律会将罪恶的双手禁锢起来，将罪恶的嘴巴封闭起来。法律把那些犯罪吓得闻风散胆；法律把越来越多人的贪心的心灵净化，使世上的好人越来越多，把坏人的贪欲赶跑，法律是值得我们永远尊敬！
法律，是由祖先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由那些警察叔叔和法官们继承着法律的知识，他们把那些知识传授给年轻人，再由那些年轻人把法律的知识一点一滴的教给我们。
法律啊，你是多么的伟大，你一直守护着我们，不被罪恶所给伤害；法律啊，你让生活更加的美好！
法律观后感 篇10
翻开书的目录，浏览一遍，在心里猜想，读完这本书我大概会有些什么收获。这本很薄，但是“书不在厚”。短短的六十多页，讲述了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的任务以及法律的价值这四个问题。看过之后，技能培养我们对法律朴素的认识，又能引起我们对法律本身的简单的理性思考，看完之后也不会觉得累。
书一开篇，作者就从希腊开始梳理在法学上的各种思想与主义。哲学，法学，哲理法学，法律哲学···这其中的一个个概念，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我不能驾驭和理解的。
在书中，作者写到这样两句话，“无论我们把文明看成是事实还是观念，我认为它是各门社会学科的出发点”“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的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是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文明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的。”我所理解的是：法律是一门社会科学，以“文明”是法律的科学的出发点，而法律是对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但是这种对人类内在的或是本性的支配力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样产生的，它是怎样得以保持、促进和流传的？之后有给出答案，这种支配力是直接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是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施加这种压力是为了迫使他尽自己本分来维护文明社会，并阻止他从事发社会的行为，也就是不符合社会秩序假定的行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就是道德、宗教和法律。
“今天，社会控制首先是国家的职能，并通过法律来行使。它的最后效力依赖于专为这一目的而设立或遴选的团体、机构和官员所行使的强力。它主要地通过法律发生作用，这就是说，通过被任命的代理人系统的和有秩序的使用强力”。所以在庞德看来，法律的依赖于强力，强力的行使者为社会政治组织。
第二章作者讲述了“法律是什么。作者认为从纪元六世纪希腊人来世考虑这些事情以来，什么是法律就是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题目。许多东西曾发生作用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困难最重要的根源是历史上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曾使用法律的名称，给人们讨论“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告成了很多混乱。因此，人们都曾试图用其中的一个来解释这三者。如果这三种意义可以可以统一起来的话，最后就用“社会控制”的观念加以统一，并分析了有效法律行动的局限性，得出“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的结论。
第三章作者主要讲述了“法律的任务”。他在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法律制度通过下面一些列办法来达到，或无论如何力图达到法律秩序的目的：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今天还要加上行政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使用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实现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的被承认的利益”简单来说，法律的任务就是通过保护利益来调节利益冲突。利益又是什么呢？庞德在接下来有解释了利益同时又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类。 第四章最后一章作者讲到价值问题。“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是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避免的.”，因为“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是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是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这种准则可能仅仅是保持和平、保持社会现状、促进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或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或是经济阶段的自我利益的实施。
法律观后感 篇11
今天，在电视节目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对年轻的夫妇王先生和李女士。婚后四年共同买了新房子。正当两人家庭和事业都很顺意的时候，听说女方的父母家里的房子要动迁。虽然两人已经结婚四年了，但女方的户口却还 在一娘一家，按政策规定未婚成年子女可以得到相应的动迁住房补贴。无奈她已经结婚了，无法得到这笔补偿。眼看一笔"不义之财"就要"不翼而飞"，正当无奈之时，王先生"绞尽脑汁"想出了"良策"---"假离婚"。和妻子李女士一说，两人"一拍即和"。因为两人结婚以来感情一直很好，相信"假离婚"也不会有什么"大碍"。
就这样，两人顺利的办理了"假离婚"，为了能得到一娘一家的那份由动迁办发给的补贴，他们在办理假离婚的时候，将现在两人的住房分到男一方的名下。离婚后，两人还 居住在一起，和原来比也没什么变化。不久，他们就"如愿以尝"的领到了一份动迁补贴。此时，李女士想，目的达到了，可以办理复婚手续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王先生却提出要和别人结婚的要求，并且要求李女士搬出去。这可气坏了李女士。她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朝夕相处了四年的丈夫怎么说变心就变心了呢?而且是这样的绝情!他们可是大学的同学啊。相识也有八年之久了。
原来，王先生并不想背叛自己的妻子，事有凑巧。就在他们办理了"假离婚"的时候，王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公司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林小一姐，也是王先生的部下。自从到他们公司后，就非常仰慕王先生的才华和能力，私下里喜欢上了他。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听说的王先生办理了"假离婚"。心想"机会"来了，就对王先生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无奈，王先生也是正常的人，也有"七情六欲"，经不住"糖果女孩"的"威一逼一"。虽然从良心上讲感觉对不住自己的妻子，但比较之下觉得还 是和林小一姐幸福得多。就狠下心来背叛了妻子。干脆连房子也占为己有，反正是有合法手续的。
这可苦坏了李女士，她一气之下将王先生告上了法庭。法庭经过调查审理，认为王先生的做法并不违法。直到这个时候，李女士欲哭无泪，追悔莫急。真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丢一了丈夫和房子。还 不止这些!
从这件事中我们还 应当吸取这样的教训:
一当你准备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要把问题的结果想清楚，不要只想好的一面，还 要想到由此可能引发的不利的一面。
二追求平淡的生活，在平淡中享受生活。
三做人要脚踏实地，不要弄虚作假，无视法律，我们要尊法守法，还 要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如果当初李女士不贪图小利，林小一姐也就没有可乘之机，王先生还 是她的好丈夫，这个家庭还 会充满一温一馨幸福的。
法律观后感 篇12
看苏力的这本《法律与文学》之前就读过他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等书，知道苏力老师一直致力于开掘中国的本土法学资源，以构建中国自己的'“理想法律图景”，而非一味因袭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特别是在《送法下乡》一书中苏力老师写到中国学者可以基于自己迥异于西方的社会传统和知识文化背景在中国法治进程这一史无前例的“学术富矿”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在我看来，前述几本书只是提出了“要”开掘本土资源，但至于“如何”开掘本土资源，并没有阐述的很充分。即使是在《送法下乡》一书里，也只是阐述了一些法官实际判案的做法及其合理性，展示了形象不是太好的中国法官的“实践理性”，但能说这就是中国的“法治本土资源”吗？似乎理论说服力不足。直到《法律与文学》这本书，运用丰富的现代理论，以传统戏剧为材料剖析传统社会，溢出了法律的场域，对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度解读，似乎才是系统的开始了“本土法治资源”的开掘工作。
实际上从时间来看，《法律与文学》是出版的，晚于上述几本书，相对比较成熟也是情理之中的。
应当说，四十余万字的《法律与文学》给人的启示是多向度的，本文限于篇幅限制，在此只提及其中的一个向度：即从制度而非道德层面理解传统社会中的法律，跳出“封建性”“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之争（季卫东曰“如果缺乏细致的推敲以及制度化作业跟进，主义之争不是流于意气用事，就是陷入玄谈游戏”），从一个更为理性客观的制度视角出发审视传统社会的治理以及“法”和“礼”各自的位置。
故事从《灰阑记》说起。《灰阑记》记述了张海棠因受陷害，屈打成招，儿子被真凶之一马氏之妻夺走。包拯在查清孩子生母时，运用了“灰阑”之法：用石灰撒了一个圈，看张海棠和马氏之妻谁能把孩子拉出来。张海棠心疼孩子，不愿用力。包拯根据人之常情判定张海棠是孩子生母，查清真相，昭雪了张海棠。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被视为包青天英明神武、明察秋毫的典例，与《圣经》里所罗门国王的判案故事交映同辉。但现在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包公在此案中的判断是否真的经得起技术推敲？第二，罔顾技术，把希望寄托于官员道德修养、全知全能的“德治”传统是基于什么而形成的？在今天有何启发意义？
第一，张海棠作为孩子生母，固然可能因为心疼孩子而不愿拉扯，但同样可能因为求子心切而不遗余力地拉扯孩子，加之她比马氏正妻年轻有力，不无可能把孩子拉到自己一边，按包公的判断逻辑，岂非张海棠又被认定为罪犯了？应当说，包拯使用的这一招风险是非常大的，他在此个案中的成功也许可以看成一种“巧合”。是因为传统戏剧的全景式的“上帝视角”让我们得以预知张海棠即是孩子生母，屏蔽了其他可能性，因此包公获得了结果的正义；如果置身于莎翁《哈姆雷特》的“有限视角”（哈姆雷特的叔叔是否为弑父娶母的仇人并不确定），即我们并不事先预知张海棠是或不是孩子生母，那么我们从技术上无法证明包公判案的正确性。实际上如果该案放到今天，包公只需下令做一个亲自鉴定，或DNA检验，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人们也无需为之惊叹不已。于是乎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第二个问题的思路。
第二，“德”治或者说“人”治传统的形成未必要像惯常理解的那样归之于“封建思想”“封建文化”（梁治平曰“用文化来解释法律，用法律来解释文化”），用一份“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和制度主义进路之眼光来审视的话，实际上是在科学技术落后、专业分工和专业知识缺乏、信息费用高昂的高度约束之下，正规制度无力解决问题时，就不得不依赖于官员的道德品行。因此道德说教已经溢出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场域，而是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味，成为传统社会为节约治理成本而采用的基本治理模式。《圣经》所罗门国王的判案故事也是此意，因为传统社会资源高度约束、无力实行法治的现实条件并非是中国所独有的。古代中国也并非没有过“法治”的尝试，但是因为不具备一个“法治”治理模式所要求的社会资源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加之以现代的会计制度、预决算制度、交通便利降低了对居民个人收入的信息采集费用，因而国家可以获得一份足够而合理的税收，供养数量庞大的司法人员；司法与行政、立法分立与制衡，不至于像传统社会把一切责任压在县太爷身上，并通过“严格责任制”苛刻地对待司法官乃至“剥皮实草”，打击司法官积极性；有先进的勘察鉴定技术和证据采信规则，()如果古代法律也采取严格的“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那么窦娥固然不会被“冤”，但是以当时的侦查技术，该案以及无数类似案件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也就遥遥无期了，而这不能满足民众预期，势必带来社会治理的溃败）而昙花一现，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儒家之所以能够在舞台上占据两千余年的中心位置，在于它敏锐地察觉到了资源高度约束下仅靠“严刑峻法”无法实行彻底的有效治理，只有通过教化，培养官员的德性，使其从自为到自觉地去参与社会治理，才能达致一种和谐的社会治理状态。
当然我们要追问，这种“和谐”是表象还是实质上的？我们并非前现代的遗老遗少，并无季卫东所指出的“怀古之幽思”，因此并不准备把“人治”的传统社会神圣化。实际上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深刻指出了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明王朝，是如何用祖宗成法的权威宰制着从皇帝、官僚阶层以至于庶民的整个“超级机器”没有活力地艰难运转；而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更为尖刻地指出，道德说教的纸面“阳规则”之外，实际运作中另有一套“阴规则”或曰“潜规则”，丑态百出、目不暇接。这就启示我们：运用道德说教的方式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固然是资源高度约束之下传统社会“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并不是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而只是金观涛、刘青峰提出的“超稳定结构”的无限循环罢了。因而对传统社会“同情的理解”，仍然不能阻止我们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步伐，充其量只是偶尔的停留，回望来时的路，以使以后的路走的更稳健而已。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大略回答了包公判案是否合理、德治传统何以形成两个问题，而以制度主义进路去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今日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有何启发意义？兹小结三点：
第一，有利于以“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去剖析传统社会。由于近代史的屈辱和血泪，由于五四运动“矫枉过正”“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的特点，今人对传统社会、特别是其思想往往深恶痛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动辄戴人以“封建思想”的高帽，《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亦难逃此尘俗之污，良可叹也。如今的话语环境更宽松了，但是仍然有人习惯用强烈的道德色彩去看问题，而制度主义的进路是一种实证分析、价值中立的进路，有利于培养人们理性、客观地分析问题的精神。
第二：既然社会治理模式本身是价值无偏的，何种治理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就会成为“公共选择”的宠儿，而治理模式本身又与社会资源条件紧密相关，因此在大谈法治之前，应先回答几个问题：以今日的社会资源条件，法治与人治谁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如果答案是法治，那么又如何去创造更好的法治社会条件（苏力甚至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这些问题的思考至少可以防止法学家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
第三：制度主义进路比道德主义进路更有力量。中国人接受了两千余年的道德教化，却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萦绕耳畔，不得不说是讽刺。人性并不纯然是“四端”，是“秉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之置于清冷水中”，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有趋利避害甚至“恶”的一面；因此今日之政制，更应强调官员财产公开、严格的预决算和审计监督、司法独立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常态化的巡视制度等等，而不能过分期待官员的“党性”“八荣八耻”。当然正如黄仁宇指出的，道德也是重要的，但道德是一个根本问题，在能用制度、用技术去解决问题时，就不用急着把道德请出来。只有在比如某人的行为违反了制度规定，但又“情有可原”的两难境地，道德才应发挥一个“终极审判”的作用。
正如前文已经述及的，苏力《法律与文学》给人的启示是多向度的，本文说是其中“沧海一粟”固然失之夸张，但确实是单薄而肤浅的，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能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收获。但窃以为“从道德到制度”不仅是《法律与文学》一书的主线之一，其暗含的自然法到实证法乃至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思路也是有着“远大前程”的，是“上帝死了，诸神混战”的今日世界之现状，也是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