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文人爱自由

陈寅恪在一首诗中写道：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这两句诗揭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哀遭遇：终日以追求自由等高尚话题为己任，偏偏愈难得到自由。自由靠追求才能得到，这本身便是人生的悖论。我们有追求，难道还自由吗？

我们知道，一个人敢于失去，敢于放低，对外在世界依赖少，对物质需求少，才能达到自由境界。自由，首先是心灵的自由。所谓御风而行而无所依托方为自由是也。但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的是，无法将自由从一堆连带的衍生物中剥离。文人有抱负，有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使命感。这么多需要和责任交织叠加起来，成了文人新的不自由。为什么又说文人爱自由呢？

古代学识不分科，许多学者都是兼几个身份。其中，普遍知识分子都以学文学出身。文人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独特的学识、涵养、气度。这种儒雅的气质，渴求有较为体面的、公开的场合、渠道来彰显。古代文人向来走的路子都是进而朝廷问政，退而著书立说。他们的理想与抱负通过政见、学说来声张。这就要求社会给他们一席舞台发挥，给他们一片空间舞动。越是思想博大深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其对自由的要求就越高。表现在政见上则是忠臣喜进逆耳言，表现在学说上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般为时代把脉的盛世危言。谁不知阿谀奉承的话好说，说出来又中听？但这有何用？那不是有良心者所为。谁不知树碑立传式的溜须拍马文章好写，写出来又讨人欢心？但那有何价值？这也非有骨气者所为。有责任感的文人，只会说、写他认为对所处社会、对所服务的政体、机构有价值的东西。这偏偏不得人心。于是，这时候往往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才华有品行的不得赏识，无才无品的却因吹拍得力而节节上升。于是李白、韩愈、苏轼等人被贬，赵高、李林甫之流则春风得意加官进爵。

谁不知牺牲小自由能换大自由？但这不符合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历来统治者与文人的自由都是冲突的：当权者在政治立场上要求不要有异议，在行为上不要有指责，在错误上不要扩散；而知识分子却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某种形式的政治话语权（或者叫做行政对话），争取更好、更符合理想主义的政治生态。于是这就形成了一场拉锯战：自由的份额是固定的，强硬一方退，软弱一方便会进，反之亦然。无论专制政府抑或民主政府，在这方面基本都不肯完全向知识分子割让。但他们的做法却不尽相同：专制政府会运用专制机器的暴力手段强行掠夺知识分子的自由，而民主政府会在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下，互相监督互相牵制地维护自身的自由。

专制政权除了为自由知识分子、学者等设定一系列鸿沟、不得逾越的禁区来禁止任何形式的监督、批评，甚至不准别人对其错误的主张进行谈论，不准别人知晓真相，不准为深受病态体制不公正对待的民众进行呐喊、援助，更不准别人将批评其的语言进行传播、交流。一旦有人踩入了“雷区”，他们除了当头棒喝，更不履行任何合法手续，而以非常肮脏、黑暗、隐蔽、卑劣的手段逮捕，罗织罪名，用强盗逻辑审判定罪、收监。所以，越是人治社会，专制政权统治、法理不顺畅的时代，知识分子、文人越不得自由、苦难越多，因此也就更渴望自由，更爱自由，更追求自由，付出更多。

然而，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不少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这种理想决不妥协。我们通常赞美英雄，赞美那些渴望进步改革而抛洒热血的人权斗士。但每一声歌颂的背后，就有一声叹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不是一个好时代；一个要用热血交换自由的社会，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更不是理想的社会。

数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自由表现在了他鲜明的笔锋和话语上。而对这个自由破坏的天敌只有一个：钳制、打压思想、言论的暴力政权。说到对文人自由的剥夺这种做法，古今中外例子不在少数。明朝东厂西厂特务机构，前苏联克格勃警察机构，都专门以施行这种“清洗”自由为惯常手段。历来封建帝王都对不同的意识形态惊恐万分，普遍都是用暴力血腥方法去镇压。但恰恰令他们意外的是，历朝扭转乾坤改朝换代的操盘者，都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甚至只是一个大老粗。从王莽起义到清兵入关，自由思想何曾出过力？真正影响稳定、颠覆政权的，不是思想和言论自由，恰恰是打压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专制手法。其最大的罪过在于，这种无理手段，将社会的阴暗面包裹着，将人民的呼声掩盖起来，试图以瞒天过海的方式来暗度陈仓。这种幼稚的做法，恰恰加速断送其性命。因为，要遮蔽着人眼是容易的，但不可能遮住天；封住人的嘴是可以的，但封不住别人的思想；灭掉火种是可以的，但却无法控制自燃现象。正如船行于水，若嫌水流过急，一气之下修了一条拦河大坝将其完全堵住。水位因此慢慢上升，将原本凸出来的阻碍物掩过了，结果船触了礁。试问，究竟这是水的错还是礁的错呢？

文人爱自由，有错吗？

2008-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