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的性格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如人的什么呢？如人的性格、禀性。人的性格反映到文中、字中、画中，便成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杜甫经历坎坷忧国忧民，所以有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李白狂傲不羁、无拘无束、好酒慕仙，所以有天马行空，飘逸不群的诗歌特点。传说，有位高人，看了某人的画作，就断言某人孤寡无子；一位才女，看了一位公子的诗作，便断定这位公子，才俊命短。事虽说得有点玄虚，但从画作、诗作中有时确实能看到作者的性格甚至命运。

其实，事情一经人做，就会打上当事人的性格烙印。文如此，诗如此，画如此，事也如此。如此推知，事业也便有了性格，有了风格。当然，事业的性格就是人性格的反映。这在历史中，生活中，都不乏其例：殷纣王残暴，所以多酷刑；隋炀帝好色，所以乱人伦；李世民通达开明，所以广开言路；周厉王刚愎自用、胸襟狭小所以杀戮止谤。像胆小者随众，寡断者徘徊，慷慨者大方，吝啬者小气。这都是性格在行为中的具体显现。

近来，粗览了宋史，便想起了宋朝的事业和宋朝事业的性格。

宋朝最突出的性格就是多疑。特别表现在对军队的多疑，对武人的多疑。

一、怀疑为宋朝辟疆扩土，与宋朝同甘共苦的开国武臣王守信、王审琦等人。宋王朝建立以后，对王守信、王审琦等这些帅才能将，不是量才录用，将其放在相应岗位，而是用“酒杯”，解其职，削其权，下放老家，让其无所事事，安享晚年，唯怕其生篡逆之心。像这样对待忠臣良将，不仅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也不能不让忠臣义士沮丧寒心。

二、怀疑将帅。为了防止将帅有篡逆行为，宋王朝把发兵权和握兵权一分为二，使调兵权和领兵权一分为二。既不敢不依靠将帅，又不敢全权依靠将帅。这正犯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大忌。有道是“兵贵神速”，像这样握兵者不能发兵，能发兵者又无兵可发的状况，万一有紧急情况，将帅又怎能应急救险。为了防止将帅的篡逆行为。宋王朝还利用更戌法让士兵经常换防，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师无常帅，帅无常师。这种兵不知帅，帅不知兵的做法，实在有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军帅连军队都不知，如何能决胜千里，如何能使军帅士兵团结一心，一致对敌。

三、怀疑主战的忠臣能将。宋是一个疆忧边患很重的王朝，他既怕匈奴入侵，又怕手握重兵的大将有不轨之心。所以很多抗金英雄都遭陷害，不被重用。不是常被冷落，就是下场悲惨。杨老将被困狼山，得不到救兵，痛失五子，壮烈李陵碑；岳飞不能趁大好战机，收复失地，被强令撤回，风波亭遇害；宗泽被贬，陆游空怀恢复大计，辛弃疾慷慨激昂，壮志难伸。如此种种，都是忠而被谤，能而见疑的见证。

为什么宋朝的事业如此多疑呢？那是因为宋太祖的多疑，宋太祖是靠实力、军权、阴谋当上皇帝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他觉得，如果兵权在握，当皇帝是如此容易。所以，他总是担心瞬时之间，都会江山变色，黄袍改姓。因此他江山一坐，便寝室难安。急急的酒杯释兵权；削去了帅才能将的军职军权还不放心，又派大量的文臣到军中任职，对将帅进行牵制和监督；甚至设立特务组织对将帅进行地下监控。真是到了疑心重重，杯弓蛇影的地步。

大宋有必要这样杯弓蛇影，寝食不安吗？如果说毫无必要就过于绝对。因为五代十国时期，因军事兵变所引起的朝政更迭确实很多。但如果因此就吓得谨小慎微，疑神疑鬼，实在没有大家风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针对的应该是一些庸人，对于有帝王之资的大宋来说，两朝被蛇咬，也不应一年怕井绳。大宋不必如此紧张，理由有三：

一是，赵匡胤黄袍加身是因为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所有因素。后周柴荣病死，幼主主政，此是天时；大军屯兵京城之外，有了充分的自由和回旋余地，此是地利；手握重兵，将士拥戴，此是人和。而大宋不是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而是凡兵谨慎，凡将必疑。这不能不说是愚蠢至极。

二是，治国治军重在用人，一国之君最不可缺少的就是知人善任。知人就是知其才，知其德，然后用之。识其德可知其忠于职守，识其才可知其胜任其位。知德知才便无疑心。而宋王朝是帅就疑其谋反，使将就疑其二心。这说明宋朝昏庸，难称明君。怪不得宋王朝，奸佞多专权，忠臣多劫难。这都与不明多疑有关。

三是，宋王朝总是忧虑大权旁落，被人篡位。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个人又无异心，重在德行操守，而与有无兵权关系甚小。像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宗泽等人，即使让其谋权篡位，岂能得乎？因为己有篡位之心，有篡位之举，就疑心天下人都有其心，思其举。这种思想怎能不贻笑大方。

史书上说，宋朝利用酒杯释兵权、更戌法、军权握调分离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具有积极的作用。我实在是不敢苟同。这种措施不仅造成了后来的冗兵、冗政、冗军，使军政开支庞大；从绝对强大的意义上讲，是削弱了集权统治。如果针对国防来讲，那简直就是自毁长城了。

宋王朝第二个性格特点是软弱可欺。军队强大是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宋朝害怕自己的军队强大会对政权有所威胁，所以对军队建设是多限制，少加强。受到限制的军队，自然会严重影响它的发展壮大。军队不强大，受到外来欺负和入侵就是自然的了。这就是大宋靖康之耻，偷安江南，一再受到金辽骚扰，终于被蒙古灭掉的原因。

宋王朝的第三个性格是惧内宽外。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这话说得实在浅薄而无远见。外忧是外忧，内患是内患。虽二者会相互影响，但并无必然联系。难道无外忧就一定会有内患吗？实在逻辑不通。“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说得真是轻描淡写。把国防大事看的如此容易，实在无知。“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这话说得似乎有点道理。但太宗所指，指的仅是军事叛乱，对当朝的奸佞当道，社会矛盾并无列入其中，实在是认识浅薄。最后宋朝灭亡于边患和政治腐败，实在有很多人为的因素。

宋朝是多疑的、软弱的、惧内的。这是因为宋朝事业的性格是多疑的、软弱的、惧内的。宋朝事业性格的多疑、软弱和惧内是因为宋太祖是多疑、软弱、惧内的。宋太祖的多疑、软弱、惧内，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其独特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就为宋王朝的这种悲剧性格谱写了基调，而后来的宋王朝，又只知遵照古训，不知灵活变通，这种悲剧性格就只能贯穿在宋王朝的整个历史之中了。

一个单位、团体、组织、政党、国家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性格特点，与其领导者，领导团体的个人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在为某种事业选拔人才时，对其品德、才能、性格、经历的考察是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同时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在事业上拼搏进取的人：提高自身素质，对完美自己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无论是大事小事，琐屑伟业都是人创造的。有了成功完美的人生，也便意味着有了成功完美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