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每年的清明节笔者都要返回老家，要赶往母亲的出生地脑泉村，然后步行3个钟头到周家偧的山沟里去上坟。每次上坟路过一个残桓半壁的沙崖，有很早以前村里人挖的几个沙窑，跟陕北的窑洞很相似，沙窑的洞口大约有180厘米高、150厘米宽的样子，进得里面刚刚能容纳3—4人坐的空间，这样的沙窑有三个，一个大的，两个稍微小一些。据母亲讲，这就是旧社会她和舅舅、老爷晚上乞讨回家住的房子。或许是久久留在心里的一种伤痛、一种期盼，数十年过去了，当母亲已进入古稀之年的今天，再和她现在居住的三层楼房相比较，就会让人有一种要在深深的痛楚里寻觅到了一些什么蛛丝马迹，亦让人倍感新旧社会两重天、新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人居住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

打笔者记事起，由于母亲工作的调动家里常常搬家。上个世纪60年，母亲先是在景泰寺摊公社做民政工作。一家六口人就住公社大院里一间不到17平米的土窑洞里。1971年6月份，一辆国产的老式解放牌卡车将笔者一家连人带家具一起由公社往70公里以外的县城里拉去，母亲被调县粮库做营业室开票员。由于单位住房紧张，先是住在粮库一排办公用房的把头不到20平米的平房里。经得库领导同意，在前面我们利用星期天搭建了一间简易的小平房暂且当厨房使用。厨房里还支了一张木板床，表兄上高中就借住在小厨房里。可想而知，在很小的空间里，有床、有火炉，有碗柜，能够活动的地方就很狭小了。不到一年，在库领导的关照下，家又搬进了紧挨着小厨房的一个闲置的大仓库里。这下住的就宽敞了，母亲找来了几张大席子将房子一隔两半，一半是卧室，一半是客厅。笔者隐隐记得，这样的家住了不到3年我们又随母亲工作的调动搬到了县委大院里。住的家就按当初县城居民们叫惯了的“大礼堂”的西侧一间独独的平房里，这间平房约30平米，坐北朝南。还是母亲办法多，用几张席子隔成了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做饭。

1981年夏季，县城由芦阳公社迁移至一条山，家又随母亲所在的知青办一起往一条山搬迁。到了一条山不久，母亲又从知青办调往县教委，筹办县幼儿园的建设。这也许是一种冥冥之中的造化和天意吧，母亲打小就没住的地方。新中国解放了，工作期间，母亲老是调动工作单位，家也就频繁的搬迁，而且每到一地，住的房子大多是临时现找，不成样子。到了新的县城，组织上安排母亲筹建盖房子，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意？或许就是母亲命里乐意要做的一件注定要去完成的一项事业？当初的新县城，百废待兴。刚来时，整个一条山就是一条铁路线，那是陇海线，三天两头的沙尘天气，人居环境极为恶劣。母亲在一穷二白的荒滩上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寻找资金、其困难可想而知。挨家挨户上单位“化缘”，东家30、西家20凑份子钱。不到一年的时间，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一排崭新的、建筑面积1000多平米的人字梁教室就建起来了，还围了2000来米的院墙。在修建幼儿园的同时，母亲就近也为小家申请了地皮，盖成了自己住的房子。数年后，母亲从县幼儿园院长的岗位上退休。

对于母亲这样一位比较顽强的女性来讲，退休只是完成了一项公差，未尽的个人事业似乎才刚刚开始。顺着建县幼儿园有了经验的她，又马不停蹄策划自己创办一家私立幼稚园。主意一旦拿定，她便全力以赴去实施。又是找地皮，又是筹措资金，最后终于在今天的县城以南中泉路的什字路口建成了一家私立幼稚园。有教室、有活动娱乐室、有餐厅、有卫生间，还有工作人员宿舍，真是应有尽有。有了场所但缺乏桌椅和办公用具。母亲当年已是全国托幼协会的理事了，那年她还去长沙参加了全国托幼协会召开的全国理事会议呢。回来后，她老人家便跑省上找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省上领导的协调下，将兰炼总厂幼儿园的一些旧家具整整拉了一卡车回来了。

在当时，如果说母亲的公益事业是为了教育好下一代，让更多的双职工子女受到及时的启蒙教育的话。那么，一门心思盖房子或许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特有的追求和童年时深深的思想络印了。

在旧社会，母亲和许多同龄人大都经历了类似的苦难。房无一片瓦，地无一分田。整天为生计满街乞讨，还难以糊口。解放了，特别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母亲既要忙公务又要照料家里的里里外外。父亲是一名教师，在小学校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年，常常骑自行车才每周赶回来一趟。家的理念或许就在这种新旧社会的更替中，在客观的小家庭里的磨砺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建房、固定的家——“我想有个家、一个实实在在的家”。而且要自己亲手盖起来一间大瓦房。私立幼稚园的落成，只是满足了她老人家为革命做出应有的一份绵薄之力，而建成自己住的大瓦房的心愿老早就深深的埋在了她的心里面。在私立幼稚园建成的同时，她又在原县幼儿园附近的旧宅基地上建起了一间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大瓦房。

然而，随着县城广大居民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家家都有了自己的大瓦房，后来县城又流行“八檐”。人们的居住追求真是一天一个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短短的十年时间，县城盖“八檐”的居民成几何级递增。八檐还没热起来，楼房又在悄然兴起，似乎一夜之间就有楼房拔地而起。母亲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她自己的想法。笔者记得比较清楚。每到春节，母亲是年年唠叨盖楼这档子事。那时，笔者虽在市里国企做事，其“眼光”却远不及母亲那般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啊。当母亲提到要盖楼时，家里人大多不理解，甚至持反对意见。一来，家里居住环境改善了，条件优越了，各方面都比较舒适了；再说了，盖楼房的资金匡算下来缺口太大，实在难以实施。可是，就在家人完全投反对票的情况下，母亲还是要铁了心的盖楼房。在家里，一直是“一元化”的模式，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一把手”，他老人家说了的事情，谁也更该不了。就因为母亲的“一意孤行”，常常在两位老人之间产生一些戏剧性的闹剧。母亲要这样，父亲要那样，两位老人为此常常闹别扭，甚至不欢而散。一旦吵架，轻则数日如同陌生人，重则母亲会突然“失踪”，多日不见。等想通了，回来了，当母亲刚走进家门时，父亲便迫不及待的询问：你去了那里？让人好担心！

盖楼是1998年春季（阴历的四月初八），那年正好是母亲的本命年。在建房手续样样齐全的情况下，开工大吉的鞭炮声终于响了。

等到笔者赶回去凑份子“赞助“母亲盖楼时，主体框架已成型了。一旦提起盖楼的话题，母亲是颇有一些感慨。她只讲了在工地的一个特写镜头就让笔者深为敬佩。在一个滂沱大雨的夜里，母亲合衣睡在一张木板上守工地，那雨点子打在被子上犹如鼓声震震作响，但母亲全然不顾。劳累了一天的他老人家那顾得上这些？这雨点子打在被子上的声响犹如催眠曲，正好和母亲的呼噜声交相成辉，奏出一曲独特的和谐交响乐，也在祝福他老人家呢：你下你的雨，我睡我的觉，各不相干。

就在三层坐西朝东的L型私家楼房（建筑面积840平米）建成之际，择黄道吉日举行开张仪式时，母亲却“失踪”了。找啊找，原来她在幼儿园的教室里独自一人整整深睡了一天一夜。一转眼的功夫，母亲经营的家庭式小旅社已经营业了10个年头。生意挺不错。在改革开放30周年来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祖国，亦献给母亲，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