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大路上观后感(篇1)
改革春潮激荡九州，亿万人民同心筑梦。
截至9月22日，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已经连续播出14集。该片倾情呈现了70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懈奋斗谱写的壮丽史诗，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全国范围引发了追片热潮和热烈反响。
专题片第8集《伟大转折》聚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恢复高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实施改革开放等方面展现了这段波澜壮阔、激荡人心的历史时刻。
“辉煌的成就让人无比自豪，感人故事更是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还有不少历史镜头频频唤醒我们尘封的记忆，将我们的.思绪带回那段活力燃烧的岁月。”陕西省西安市纪委派驻市外侨办纪检组副组长袁战鸿表示，在过去与此刻的比较中清楚感受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伟大祖国的日益壮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袁战鸿表示，作为一名党的纪检干部，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捍卫来之不易的完美生活，用激浊扬清的实际成效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将进一步创新党史研究方式方法和资政育人形式载体，为构建红色文化精神高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抗联研究处干部孙太志谈到，在认真收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专题片后，对党史研究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从《新中国诞生》到《艰辛探索》，从《突破重围》到《民为邦本》，已经播放的14集，每集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前进的不易，也为祖国日益富强感到振奋！”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激动地告诉我们。
杨宏军表示，将继续秉承国企的使命和担当，以继续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提品质、扩产能，为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添砖加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少年强，则国强。”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艺凡艺术教育培训学校校长张超凡说，当专题片播放到“我要读书”的组照中那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时，深刻感受到国家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专题片里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设精神、奋斗精神经过电视语言叙述，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感召。”上海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铭谈到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将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感召和激励新时代大学生，一齐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七子之歌》朴实无华，却反映了近代中国遭受的苦痛，咏唱出追求统一大业的呐喊。”山东大学学生李思琪讲述看完专题片第11集《统一大业》后，心绪难平。
祖国的强盛与每个人的努力都息息相关，当代大学生既有着光明的前途，更有着艰巨的职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代青年人接续奋斗。
“奥运圣火点燃，青藏铁路通车，三峡大坝建成，神舟飞船升空，我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本科生解丛安谈起收看专题片的感受。
曾在吉林大学原创话剧《黄大年》中饰演黄大年。为了更好展现“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黄大年精神，他辗转广西、北京、长春等地采风，从创作剧本、排练到首演历时一年时间。“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将不辱使命，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至诚报国。”解丛安说。
我们走在大路上观后感(篇2)
对54岁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而言，他刚刚在苏联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蜚声国际，也正是出成果的黄金年华，参加原子弹研制便意味着放弃这一切。
在他回答“我愿以身许国”后，国际物理学界横空出世的王淦昌消失了，而在西北的核试验基地多了一个叫王京的人主持爆轰试验。
1968年12月，时年59岁，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的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因工作赶回北京。
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降落中失事。
当人们找到遗体时，发现在最后时刻郭永怀和警卫员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住了装有绝密科研资料的文件包。
当年，郭永怀因为长期从事绝密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要礼物，他只好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礼物。
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将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郭永怀星。他也成为第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他们用全部的生命与激情拥抱国家使命，最终凝聚成绚丽的光芒。
那光芒照亮了我们的土地，照亮了用血与火所浇铸的共和国，也照亮了永不受人欺辱的强国梦想!
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各个行业、各相关部门，大力协作，攻克难关，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这是国家力量的象征，是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
人生易老天难老。
当年无数人拼着性命支撑共和国发出的那一声声震惊世界的呐喊,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中。
我们走在大路上观后感(篇3)
主要内容：1955年党中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了国家安全，把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放在突出位置。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4年，中国核潜艇首艇交付海军使用。在呕心沥血的奋斗中，许多新中国的开国将帅和老一辈科学家用生命与激情拥抱国家使命，最终凝聚成绚丽的光芒。
解说词：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里，珍藏着一块名为开业之石的铀矿石标本。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基本物质。
1954年秋，中国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地质队员采集的铀矿石很快就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将这块铀矿石标本拿在手上，掂了又掂，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汇报讲解。他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拿出这块黑黄色的铀矿石标本，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对铀矿石作了演示。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就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铸盾坚固国防的战略决策。
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核爆炸的蘑菇云，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时也拉开了西方大国核军备竞赛的序幕。新中国成立时，世界已进入核时代。西方核武器的威胁，像一个巨大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早在1949年3月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就听取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建议，并委托他从法国购买了一批核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新中国成立前后，1500多名海外高级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回到祖国。他们的回归奠定了新中国第一代科学研究体系。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周恩来直接帮助下从美国回国。他回国后，立刻提出发展导弹的设想。
1956年，国家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把原子能和平利用列为12项重点任务第一项，同时部署了两个更大的项目，即：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这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包括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而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工作是逐步展开的。
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的研制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工作。一切都在静谧而高速运转着。
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很快，核武器研究院成立，一大批顶尖的核物理专家汇聚旗下。新中国研制试验基地和工业企业建设的庞大工程全面启动。
一批批从炮火硝烟中冲杀过来的中国军人，带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走向工厂矿山，走进科研院所，踏上向国防现代化进军的新征途。数以十万计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和建筑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广袤的西北秘密开进。
1958年4月，甘肃酒泉开始建设导弹发射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最后确定在新疆罗布泊。从此，为了“两弹”的研制，十多万科研人员和参试部队告别了亲友，离开了故乡，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大西北 。他们当中90%的人不到35岁。
地处中国西北的试验基地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盛夏时地表温度高达六十多度。刮起风来，飞沙走石。狂风能把帐篷掀起，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打碎。水十分珍贵，早上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时洗手，晚上洗脚，还用来洗衣服。
一位研究设计人员曾经这样回忆：一些高出地面不到一米的地窖，就是全部落区工作人员的住房。住在地窖里虽说不太冷，可是窖顶上不断地往下淌沙子。在别处，床单是铺在身下用的，而在这里，床单却挂在空中。开始新来的同志还不太理解，但是住了一夜之后，深感其设置的奥秘，如不这样，睡一夜起来，七窍都要被沙子灌满了。在地窖里吃饭，谁的碗也不敢对空暴露，大家都是一个姿势，低着头、弓着腰，用上身遮挡饭碗，以防沙子空袭。
最初，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曾经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在火箭、航空技术和原子弹研制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这些援助，对中国导弹、原子弹研制的起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9年6月，风云突变。由于中苏矛盾激化，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宣布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一夜之间，苏联政府撕毁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于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有了个刻骨铭心的代号“596。”
此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耗资巨大的国防尖端科技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针锋相对。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聂荣臻态度坚定：我们必须搞出以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同时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动摇奋发图强的壮志和雄心，站起来的中华民族依然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中国自己制造的这枚被称作“争气弹”的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为加强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组织全国的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被统一纳入委员会领导范围。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有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没枪。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然而，他们又一次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弹道导弹。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二号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这意味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就在这一年，中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中国战略核导弹，从中近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燃料发展到固体燃料，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相继研制成功多种型号、不同射程的战略导弹武器系统，并陆续装备部队。
就在“两弹”研制如火如荼的时候，1958年6月，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了聂荣臻元帅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
后，1968年，中国核潜艇首艇开工建造。后，1988年9月15日，中国第一次用导弹核潜艇发射潜地导弹取得成功。
中国终于拥有了一支以核潜艇为作战平台的核打击力量，在潜在的核战争中具备了战略反制能力。
正当中国导弹、原子弹技术取得重要突破之时，世界大国的激烈较量和竞争已经由陆地扩展到太空。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 孙家栋：咱们国家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时候，那阵儿是比较困难，条件非常不具备。但是国家针对当时形势的需要，就真是要靠咱们国家自己的力量。因为外界对我们是完全封锁的。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搭载下进入太空。举国一片欢腾。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截止到3月，中国航天已有8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行了300次航天发射。已有包括对地观测、通信广播、导航、科学技术试验四大系列在轨运行的200多颗卫星。
回望共和国走过来的路，两弹一星的研制历史，宏大辉煌，跌宕起伏。而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环境中默然进行的。
邓颖超曾讲到，对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她也是在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才知道的。周恩来对她也是严格保密。邓颖超回忆道：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人，是许多参加研制和试验的人员的写照。
为了研制原子弹，邓稼先是最早接到调令的核物理学家之一，给家人留下了一张全家福后，邓稼先的名字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那年他刚满34岁。
在和妻子临别那天晚上，他对妻子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
1958年8月，邓稼先赴戈壁滩核试验基地时，连一个通信的信箱都没有留下，余下的就只剩一个妻子对丈夫一无所知的许多岁月。
在秘密而简陋的房屋里，邓稼先和计算小组依靠手摇式计算机，对涉及原子弹爆炸的关键数据反复进行运算，最终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一次突如其来的事故成了邓稼先身体健康的转折点。邓稼先在没有任何防护的状态下径直走到事故中心区。就这样一个举动，谁也说不清他的身体究竟受到多大的伤害。
直到1986年6月，医院发出邓稼先病危报告，中央军委指示对其解密，各大报刊在显著版面以《两弹元勋邓稼先》为题报道了他默默无闻的28年。
我们走在大路上观后感(篇4)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今年的国庆节已经顺利举办了，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节日的到来，这是祖**亲的生日，也是亿万万中华儿女最为骄傲自豪的日子。今天给大家分享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七集的观后感!
解说词：
1955年11月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各地视察。途经天津、德州、济南等16个城市，每到一地，毛泽东都与当地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调查生产建设情况。
此前一个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的调查研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面对这样一个全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
毛泽东在外地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又先后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总共持续了四十三天。
1956年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关于重工业的汇报，这是43天汇报的第一场。
就在这同一天，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开幕。会议期间，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对正在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要引起高度重视。
毛泽东说，苏联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讨论有关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时，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听取汇报的间隙，毛泽东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室是古老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工业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看得十分认真。有时还找来相关图书材料进一步了解情况。
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认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探索是从多方面展开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这次会议在知识界“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很快兴起。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方针，并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一名亲历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曾经回忆道：“‘双百’方针的提出，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霖，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界、学术界空前活跃，1956年一年举办的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超过篇，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气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
“双百”方针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展繁荣文艺和学术的坚定信心。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不到3000字的开幕词，赢得了32次掌声。这掌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自信与事业的兴旺。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在选举八届中央委员的时候，毛泽东专门讲到，中央委员会的结构要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中成长的干部。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我国也涌现出大量新的矛盾。如何科学看待并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大考验。
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事件为鉴戒，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并决定准备开展全党整风。
经过长时间观察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重要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对于已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民主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使党的作风得到改进。
3天后，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座谈，表明共产党的真诚态度，欢迎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
毛泽东提出，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对他们的反击是必要的，但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尽管这时在政治上开始出现“左”的偏差，但经济建设工作仍然贯彻了八大的方针，党和人民齐心协力，埋头苦干，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均大幅度超额完成。
各地的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反映了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进行建设。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
1958年10月，毛泽东又一次踏上南下旅途。他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处都要找当地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一方面，他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需要降降温。随后，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的错误。
为了探索经济建设规律，毛泽东多次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自己在杭州组织了读书小组，从1959年底开始，用两个多月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组织了学习小组。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谈到，讲到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充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写就《十年总结》一文。对新中国成立间的探索历程，毛泽东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强调要去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留下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刘少奇去了湖南的长沙和宁乡县，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涉县，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到了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县。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直扩大到县级，共7000人参加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针砭时弊，总结教训。
从这一年开始，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1964年底到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并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宏伟蓝图和精神动力。
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的敌视、封锁和孤立，以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施加的巨大压力，严峻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与方针政策时产生了极大影响。
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积累发展，终于酿成了“”这场延续十年的**，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党和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24万人遇难、16万人重伤，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大的一次灾难，给唐山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