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此书约五分之二，感作史者之浮，有西化之文技，而无中土之厚识，兼恨今作史者之厚诬今人，故停书执笔，诚有不得不言之处也!
作者于序中自称将宏观及放宽视野引到中国历史研究，以技术角度看历史，非从道德角度检讨历史。试先述作者之看法，其无非先以经济认某团体，再以此论军事大势、人事变迁，继绳以现代西方之各学科之通行某一准则为基，如法学、人类学、社会学之类，引提出作者一新看法、新观点，再杂串以现代各家研究成果，如考证成就、名家论点，或各类信史资料为证。引西学为用，以变我古史之记法，自民国有识之士已奠基，忆傅斯年曾有以哲学为基魂，以史料为骨肉，以社会学方法为手段之言论，以变我史学。而作者以此自夸，不无愧乎?!
是书开篇以黄土为易耕之地，适于先农粗陋之工具耕作，故黄土孕育我华夏先民，有此因也。又附论周商之文化异同，周封建与西欧之区别，儒文化之要点，且以降雨线划农耕、草原文化...且不论此诸观点是否为作者之原创，以八十年代左右之作者，能作此文此论，较诸钱穆、陈寅恪，梁启超诸大家虽尚远，然较诸我朝之御用文人，是其长也。作者又极论刘秀之豉吹天人合一观念，辩汉时之无救赎产生，汉政府之宗旨，其视角之新奇，辩论之精微，又为我朝之所不及也。
然而此一类书籍者，与《货币战争》相类似。即以吾不熟悉之理论炫吾耳目，以吾不熟悉之现代史学学术成果折服心神，兼以名家成果动摇信念，如若继以吾不熟悉之史料，则必可改易吾观点，信从其理论。其所以暴露者，在于以吾熟悉之汉末三国时期之史料为佐证，终使吾觉其曲解原史以入其观点，细心思索，可部分甚或全盘推翻其所谓新观点。请试举例证之：一者其于书中称魏将司马昭在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奇袭蜀汉后门，是今人之记史，尚须助司马昭夺邓艾之功以夸大其人乎?二者其释八王之乱一条，以为当汉末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肃清，黄巾已平，边军不再成为问题，战事仍照常开展，足证其所谓之新观点地方之乱源土地兼并已达极致、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正确，此为颠倒因果、割裂史实，因此三者之害，故汉末天下乱，中枢权威失，自公元189边军入长安，天下无时平，而作者称此三者已不成为问题，其何时不成为问题乎?是识史者之不得不骂也;三者其又以为司马氏八王之乱，不该归咎于贾后，亦为倒因为果，欺负不熟悉史事之人;四者其之释五胡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者，以为主因为汉制度文化融合之失败，引起少数民族之参战“或说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而与事实相左”，少数族不想入中原?何时不想入中原?何时史籍不载其不侵扰边疆?无论《三国志》、《资治通鉴》，此段时期载外族侵扰，皆不绝于史籍!何见之不深、言之诬也!其五其之释晋后南北朝所言所论，皆不如陈寅恪所著远甚，所加者无法以现代名目掺杂入古史，五彩炫我辈耳目尔。其六其于南北史被弑之昏君，不详考查说明，仅抄备一部分史实，掩一部分之史实，又举西方之例反证，无非在于说此类昏君艺术，亦值赞美，作史者纵不以道德注史，又何关注此类昏君之艺术?其以他人之血泪，成自己之艺术，亦值讴歌乎?且晋惠史已载其白痴，作者不注明，而独引其言，欺读者之无人邪?其七佛教之普通影响一条，记竹林七贤称“事实上，他们也在晋朝做官”举阮籍、嵇康，阮籍之为步兵校尉也，因其嗜酒，步兵营有好酒，遂自请为步兵校尉，作者又不注明，而称“事实”上。嵇康之为官时，曹魏也，而书中称“他们也在晋朝做官”，误导读者太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史料都诬误如此，其之新观点尚可信乎?!
综而论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闻名不如见面耳!
又，有以益我者，所引之现代学术成就，可引而用于其它;所辩之极精微处，可略记而知有此辩;所炫之新观点，可赞其视角而深虑其结论。如此而已。
【作者：喜宝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