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的次女，唐大宗李世民的幼妾，唐高宗李治的皇后。下面是出国留学网作文栏目小编为您精心编辑的文章，希望对你的写作有所启示，写出好的作文。
评价历史人物的作文篇一：武则天
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武则天。
武则天，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的次女，唐大宗李世民的幼妾，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后改为武曌。“曌”字为武则天特别欣赏，拿过来作为自己的名字专用，任何人不得使用这字。从字形上看，“曌”象征着日月当空，象征着女皇君临天下的气势。“曌”字拆开来看，又成“明空”。或“空明”，颇含几分佛理禅机，切合武则天向佛的心意。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则天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则天行事干练，善解人意，再加上姿色娇艳，颇得太宗欢心，遂赐号“媚娘”。时日既久，太宗又发现则天学识尚好，且懂礼仪，便把她从侍穿衣着的行列，调人御书房侍候文墨。这一变故使武则天开始接触皇家公文，了解了一些宫廷大事，并能读到许多不易得见的书籍典章，眼界顿阔，日渐通晓官场政治和权术。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唐高宗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
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诸遂良、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
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徐世等一些朝中要员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自此，皇家内宫大权，全部落人武氏之手。
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别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设法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元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
显庆五年(66O年)，高宗李治因患凤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由于则天武后处理政务有章有法，不似高宗久诿不决，甚为群臣敬服。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天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评价历史人物的作文篇二：李白 杜甫 苏轼 辛弃疾
唐宋文明为吾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颠峰，期间才人辈出。诗词艺术臻于极致，四座高峰为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当然还有诸如白居易、李商隐、杜牧、柳永之类的文人骚客不能尽述，以四子之比较一窥管豹对于吾等俗人已经足矣。我很骄傲的是作为李白和苏轼的同乡，至今仍然能一睹其歌咏过的景致，玩味其意境。
我以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半是儒家，一半是道家，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后来还要加入佛家(释家)，但是其要义和道家是接近的)。文人们梦想的是达济天下和田园仙界的兼具。这一点其实李杜苏辛四人都有。
当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李白是奔放激情的歌者，他诠释的是艺术的惊人的想象力和直觉。杜甫是沉郁顿错的思考者，他心怀家国天下，是个典型的传统儒家信徒。苏轼是儒道两家都兼具的才子，是善于抒发自己不同理念的大家。辛弃疾是个歌吟的武将，其豪气和才智都令人钦佩。
曾经年少时，最爱李白的诗歌，以为《行路难》的壮美，“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勇气，散发弄扁舟的潇洒，是我最喜欢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着、读着，总觉得有一点点抵触的情绪。我觉得李白是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的，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对于社会而言，不仅有游戏规则，还有潜规则，李白可以说是连游戏规则也没有弄清楚的。在思想上是可以说是个不明事理的大孩子，他的气质是道家、释家的一些。所以，他不为世俗社会接收，一生落魄。其实，中国历史上，盛唐是很开明的，诗人(或者说才子)的地位是很高的，李白的落魄还是他的性格过于的自我造成的。
慢慢的，我很喜欢杜甫的诗歌。沉郁中充满了顿错的美感。天下间，伤心人多，更尤在乱世。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杜甫是生在了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社会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血酬。他是典型的儒家信徒，饱含一腔热血，梦想着救国就民。一个悲苦的诗人，“如果世界注定要下沉，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北岛《回答》)是对杜甫的最好的注解。杜甫是知道游戏规则的人，但是他可以说是不明潜规则的，或者说是不屑吧。再加上生在乱世，所以他的一生也是潦倒的。
如果说对人的才华欣赏，我是在四个人中最欣赏苏轼的。苏轼先生的家离我的家乡不过数十里之遥(曾经算一个市的)。苏轼琴棋书画、佛理禅机、时政甚至军事无所不通，主政一地(杭州)也能治理的很好，走在今天的苏堤上，除了感慨东坡才华外无他。(如果是李杜，我以为是很难做好一个地方行政主管官员的)。苏轼的诗词，有发人思索的禅理、有豪迈的大江东去、有婉约的十年生死，无不体现了他的全面。东坡肉也是一道不错的佳肴。苏轼的悲剧也在于他的才情。他过于的追求完美，追求各方的协调。弄的在政治上，先后得罪了改革派和保守派，遭受了各方迫害，而在海南终老。如果是在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下，我相信苏轼是会生活的很好，事业上也发挥的不错的，可惜他是在潜规则，利益协调的中国社会里生活。
辛弃疾的词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可能是由于很多词里用的典故太多，我总觉得不够自然。但嫁轩先生的武略惊人，文滔能如此，已然使人十分佩服。如果说，对于未来的是依靠信仰，我觉得嫁轩就是这种信仰很强烈的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能成大事者，性格是很顽强的。可惜，嫁轩连成为岳飞的机会也没有。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艺术、宗教、哲学三者共同构成了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三者区别在于，精神达到自觉的途径和方式不同。哲学是“纯粹的思”，艺术是“直觉的思”，宗教是“超验表象的思”。艺术总归是一种以直觉来体验生活的方式，因此还是和生活的方式分离的。纯粹的思和超验的思还是不同的路径。在不同的路上，我还是比较赞同黑格尔的看法的，哲学作为“纯粹的思”是高于其他两者的。这也是我对东坡评价更高，很喜欢杜甫的缘故吧。
评价历史人物的作文篇三：张学良
张学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假设没有他和他所做的事情的话，中国的历史肯定要改写。
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和一个国家的政治联系的。现在网络上可以看出前苏联当年国内的统治是一种红色专制，中国，现在没有当年苏联那么专制，也免不了对当年的历史有所隐瞒和修改。所以，我更愿意避开教科书里那些主观的判断性的结论性的语句。网络给了我们更多接触历史的道路。我更愿意去看上面的一些回忆录。
首先，我不把张学良当成教科书中的“大英雄”来看待。俗话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他出身军阀家庭(而且是由土匪发展起来的军阀家庭)尽管后来接受的是精英教育，但是，耳濡目染让他身上有他父亲-张作霖的土匪气息。这在他后来的作为中有所体现。军事将领做的好不好先且不论，至少能先说出来，他不懂的玩弄政治。
之前应该说一下，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张学良能带领他的东北兵，并不只是他土匪爹的缘故，他在东北军中的威望非常高，比如在郭松龄叛变中，士兵见到他知道不是他的命令后几乎放弃作战;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后西安东北军暴起，酿成二二事件。这些，都可以看出他手下的军队，都是愿意为他而死的，如果他想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话，军队是回服从他的。
从东北易帜开始说起，历史书上说这是张学良系国仇家恨于一身，为民族大义而为。当时真的没有别的想法吗?军阀，近代中国军阀混战，为的是什么，无非是底盘和权利。当时，身后，日本在虎视眈眈;正面，蒋介石的军队—这支披着国民革命军的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阀的军队，也在步步逼近;自己的父亲刚刚去世，自己还没有完全能控制的情况下，易帜，应该是最好的自保的方法。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即使张学良不能象他老爹那样把东北军指挥好，这支由生性剽悍的东北人百战而出的军队也不是好啃的，搞不好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对方却主动要求易帜，他当然高兴的了不得。所以很多条件也就答应下来。
当然，就算这个假设成立的话，也依然不能磨灭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他选择了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投降到当时实力远超过蒋介石的日本，扰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可以想象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当时顶住了多大的压力才能做到的事情。这里也能隐约看到他老爹的影子。我是军阀，但是我不卖国。什么事都敢做，就是不敢做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