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父亲
阎纲
父亲死了，不满一周年。1994年元月20日，腊月初九，再一个多月，正月十四，就是他寿诞之日。父亲死了，终年八十八岁，虚岁90.“人活多少是个够!”祖父在世时这么说，父亲在世时也这么说。
在我们这个血脉上，只有父亲长寿。曾祖父活了四十多岁，曾祖母还要年轻。祖父活到七十出头，祖母不到六十，姑姑先于祖母而殁，二十挂零，她是祖母最为疼爱的人。他们没有看见重孙，有的连孙子也没有看见。可是父亲，去世前还抱过孙女的孙女。
1986年，父亲满八十岁，早已是我们阎姓空前的长寿冠军，而且饮食适度，生活有节，思维敏捷，气色好看，内脏没有查出一点毛病，家人之喜也。所以，正月十五，在他生日的第二天，我们给他做寿。一辈子不愿人提做寿的父亲，这回格外的痛快，一说即通。我们一大家子，不论老的小的，都爱清静，不事张扬，反对铺张。按父亲的意思，只通知子子孙孙、女子女婿和他们的地上跑的、怀里抱的哪怕鼻涕娃们，其他人一概保密。他说：“我出钱待客，算我的心。我用县政协年终给我的二百块钱在馆子包上几桌席，大家美美吃上一顿，高高兴兴一场，尽兴为止。”我们谁也不同意。老人“为儿孙作马牛”的年岁早已经过去，儿孙们还要成群结队地吃老人，这算啥麻!我提议新事新办，拿出不流俗套的可行性方案，如此这般地比划了一番。既朴素又绚丽，既新潮又念旧，简陋而不乏雅兴。大家说：“此计甚好!”
那天一早，前脚后脚，蜂拥而至，满园春色。不摆宴席，免去酒仪，但不能让嘴闲着。糖果、麻糖、甘蔗、花生、瓜子一大堆，这是为孩子们预备下的，充分供应，各取所需。把一群毛孩安顿住，事情就好办了，大人们图个安生，从容自如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庄典开始。长孙之子长重孙担任司仪。第一项是鸣放鞭炮，噼哩啪啦响个不停，满院子的浓烟，火药的气味使人陶醉。“长子阎振维为阎公拜寿!”大哥上得前来，称“大，给你拜寿!”接着恭恭敬敬站直，九十度弯腰鞠躬，然后，跨前一步，伸手抓一个红纸包包，算是从老人那里领到的“封儿”。礼毕，退下。然后，是大媳妇拜寿，次子的我拜寿;一个一个叫名字，从长子到最小字辈的最小一个后代。每一个拜寿者的出现和他们的各自不同的动作，都博得一阵一阵的笑声，老寿星也是喜不自禁。一大家子人，整整笑了一个多时辰，前仰后合，人声鼎沸，原来怕小孩子们闹，结果孩子们一个个像看热闹似地瞪大双眼，一个劲儿地傻笑，根本用不着人管。他们顾不上啃甘蔗、剥花生，鼻涕口水直流，两只手冻得像两把红萝卜。头一个讲话的是大哥，他举例说明父亲是阎姓家庭唯一的长寿老者，历数父亲缔造这个家庭的艰辛，感谢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的发言从《满床笏》郭暖拜寿这出戏谈起，说今天四世同堂，也算是“满床笏”了。我说父亲当年抱回家的一台手摇留声机，给全家带来现代艺术，一台“洋戏匣子”培养了一家四代人。要是唱秦腔，我们一家就是一台戏，不管唱的、拉的、打的、写戏本的，可以包揽一切。我还讲到昨天给母亲上坟的事，重读了在母亲坟上即兴宣读的祭文，以及向母亲禀告，的改革开放以来家里的十大喜事，说明逢其时也，人丁兴旺，家业兴旺。我强调地说，我们家的文明治家、勤俭持家的家风，就是由父亲和母亲共同创立的“我提议，老人八十五岁寿诞之日，大庆祝;老人九十大寿时，特大庆祝。这一振奋人心的提议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通过。最后，父亲讲话，大谈富国之道和健身之道。他现身说法，论证富国之道在于改革开放，健身之道在于身心运动，心广才能体胖。他强调地说，一胖”不当肥胖讲，心广体胖之“胖”者，安泰舒适之谓也。“不管一天多忙，对我说来，出门溜达个大半天，和端起饭碗吃两顿饭，同等重要。”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忠孝’二字，还是尽忠为上。孔夫子要继承，但现在看来，孔夫子的孝道和妇道可能要打折扣。你们要经邦济世、与人为善、好事多做，不要因一家之小而忘一国之大。”经久不息的掌声将寿典推向高潮，大大小小几十口子莫不兴奋异常。接下来，拆封儿即拆红包。这个节目最有趣，因为每个封儿的钱数不等，只有一个封儿里的钱数最多(大洋五块)。所以，打开一个笑一阵，笑得只喊肚子痛，笑得房顶往下直掉土。奇怪，拆完所有的封儿不见那五块钱，众人纷纷怀疑根本没有五块钱;但封封儿的人发誓说有，大家一笑了之。下一个节目是吹蜡烛、吃蛋糕。这时，孩子们又活跃起来，一个个吃得满脸奶油，花狸猫似的。最后全家合影，密密麻麻站了三排。快要摁快门时，不知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原来在一个为重孙代领封儿的母亲身上发现忘记拆开的红包，打开一看，不多不少五块整。
没有不散的宴席，一天的活动结束了。父亲说，今日移风易俗、别开生面，礼泉县城独一份。大家说，老寿星八十五岁生日我们再相会，九十寿辰出奇制胜，来它个更绝的。
新事新办，不弃孝道;清清静静，热热闹闹;既有老的传统道德，又有新文化的品格，正合父亲的脾气禀性，所以，父亲特别开心，特别满意也特别满足。
1992年，我亲自动员父亲赴京北上，父亲故土难离，说什么也不肯。后来经我说服，又说：“不买卧铺!我就是蹲着也要上京城!”他说的不算夸张。根据父亲的身体状况，活到足岁九十不成问题。在北京家里。我服侍他的时候，除轻度便秘外，没有其他什么毛病，饮食起居正常，不但每晚必看电视，而且天天必读报刊，还读长篇小说，如三四十万字的《乾隆皇帝》等。但是，来京一年之后，父亲又想回陕西，他不好意思直接对我开口，而是让远在深圳的大妹妹和临时来京的大侄子向我迂回渗透。我表示坚决反对。接父亲来京是我的宿愿，从前没有房子，现在分到宽敞的房子，好容易把他老人家的大驾搬来，这么快让他又走?但是，父亲的情绪稳住没有多久，又稳不住了。去年的现在，暖气将来未来之时，父亲执意要回老家，说他早有返乡之意。这次，他亲口对我说了。我仍不松动，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父亲动感情了，他说了一句至今令我心酸的话。他说：
“心慌得很……叫我回去吧!”
“……”
“心慌得很，叫我回去吧，撑不住了!”
“天寒地冻，明年开春再说。”
“一辈子了，也没见把我冻死!”
还怎么说呢?父亲这人，寡言多思，轻易不开口，一旦开口，铁板钉钉子，绝不收回，而且不说二遍话。
“那就说好，看看就回来，到时候我接你。”父亲点头。我又强调地说：“说定了，到时还是我去接你。”
我请咸阳作家程海夫妇将父亲护送回乡。《热爱命运》的作者程海，父亲认识，喜欢他的质朴和耿直。在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我们赶往北京站。马上就要开车，父亲拄着拐棍一步一个脚印缓慢地朝前挪动。我让儿子背上爷爷快走，父亲不肯，说：“来得及!”我知道父亲自诩身体硬朗，甭说背他，就是走路扶他一把也坚决不让，你伸手搀扶，他会用愤怒的胳膊把你的胳膊用力地甩开。
我急了：“什么来得及，要是来不及呢……背上!把爷爷背上!”我下命令了。
刚赶进车厢不久，开车的铃声响了，父亲自言自语叹息道：“老了，真的老了，不中用了!”
回老家一个多月，人就不行了。1月16日表妹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水米不沾牙，正在打吊针;1月20日侄儿长途电话，父亲上午逝世。我后悔死了!明知天寒地冻，老迈年高，为什么放他回去呢?“老小、老小”，老人和小孩一样，你不管着他点，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吗?
春运高峰期间，我戴着黑纱挤上西去的列车，心跳伴随着铁轨的轰响，一分一秒地向父亲靠近。踏上礼泉地面，已是掌灯时分。
大门口一张大白告示，上写：
阻告
家严弃养痛遵遗嘱
丧事从俭敬告诸亲朋
谨阻奠仪父亲上午已经火化，灵堂上置放着他的遗像和漆黑的骨灰盒子。
我对着父亲的遗像长跪不起，磕了三个响头，眼泪直往肚子里流，万感交集，眼前一黑，不觉天昏地转，出现幻觉，半天醒不过神来。侄子们费力地把我拉了起来，扶着，指着灵堂旁边的幕帐，说：“这是爷爷的遗嘱。”
遗嘱
1994年1月10日8时23分泪眼朦胧中，父亲来到我的面前。
父亲是我们家族最早接受新文化的人，也是“五四”以后礼泉县火所共知的文化人。父亲不迷信、不拜佛、不信教，不语怪力乱神之事。然而，在土葬或火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明确的表示，只说过将来要死就死在老家他置的这院庄子里，别的话没有说。新社会、新时期人们享福了，保健条件好，他要在短、命的阎姓家庭，创长寿的纪录，从而以血肉之躯证明“心广体胖”、“生命在于运动”的真理。他似乎觉得“死”对于他来说，是个遥远的话题。在土葬、火菱讹的问题上，我以为父亲的心情是矛盾的。按照老规矩，与母亲合葬，入土为安，在重孙们一顶顶红孝帽的迎送下，背上棺材安详地下，也算有个归宿;按照新规矩，不与活人争地，火化升天，飘飘欲仙，鼓盆而歌，移风易俗，保全一生文化人的人文品格，何况自己还是县里的政协委员、人们尊敬的阎老先生。
我们都没料到，在火化这一尖锐的社会问题上，老人如此明白和果断，这无疑在土葬依然成风、至今连个焚尸炉也没有的礼泉县的平头百姓中爆了一个冷门。
果不其然，在火化的问题上家里人发生争执。反对者担心本家上百户人不答应，也怕把人架在火上烧对不住地下的老母。“看日外争熊，把他大给烧了!”
“啬皮!待不起客了我们自己带饭!”话多难听!但是全家老小还是统一在一个重要点上，就是不管怎样，也要按遗嘱上说的办——“勤俭持家厚养薄葬”，“毋违我意从命是孝”。老人家一辈子谨言慎行，只要他说出口，就是他的深思熟虑、务期必成的郑重宣言。现在，轮到学历史的大哥主事，他也是执拗性子，说：“机关单位、朋友远亲、舅家姑家姨家，一概阻奠，秘不发丧;只通知女子，女婿一个不叫来;近百户自家本姓人，齐门通知，一户不漏，泣血顿首，尊之上位。大的脾气我知道，就这么办，埋锅起灶，各执其事。散!”马上派人去了毗邻的乾县火葬场。
不铺张也不敷衍;盆盆照摔却免去其它缛节陋习;席面照摆但不搞“十里搭帐篷”;守灵晚上烟酒招待，玩扑克、打麻将，但不搭台子唱戏也不演电影;
既严守遗训又不拂亲情，也是新事新办、新旧结合，想来，父亲冥府里会点头同意。
丧事办完了，在县上人的心里留下一个世纪老人的完整形象;父亲死了，我们家庭结束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回到礼泉家后，从气氛到气候都是出奇的冷。父亲走了、冷冷清清;天寒地冻，透心儿凉;白天手不敢伸出来，夜里脚腿怎么也暖和不过来，屋里生着炉子呀，怎么搞的!我睡在父亲床上，像是王祥卧冰。在北京时，一个老汉服侍另一个老汉，当儿子又当孩子，晨昏侍奉，作老莱子娱亲状，倒也越活越觉年轻。北京当老莱子，回乡当王祥，始知二十四孝之不易。我在这里卧冰，父亲几十年在这里卧冰，礼泉人包括小时候的我都在这里卧冰，大家不都好好地活过来了吗?可是，此刻，我实在觉得很冷很冷。可怜的父亲，在这张冰的床上，怎么度过你生命最后的一刻?你水米不进，辗转反侧，起来坐下，坐下起来，但是，一个呻吟声唤也没有。你双眼紧闭，顾不上眼前的一切，也来不及回忆过去，也不是全力忍受难以忍受的病痛，而是思考着另一个世界的情景。一次，当妹妹扶你瘫在她的胸前坐起时，你回到眼下现世。妹妹问你：“把我二哥叫回来?”你听清楚了，嘴唇困难地启动：“不咧!”父亲，你和我两地相望时，总是牵肠挂肚地说：“二哥难，二哥背头大。”但此刻，你顾不上了。半响半响，当着两个妹妹的面，你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你妈……可……怜。”
父亲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父亲大冷天回礼泉，我们不孝。父亲真的死了，父亲找母亲去了。
父亲回县后，小妹把他接到她的家里，一次，父亲给大哥发脾气了，责怪大哥动作慢没有把他的房子收拾好，而且十分严厉地说：“难道叫我住招待所不成!”然后。梦呓般地说道：“我要回家过腊八……大年三十以前解决问题。”
父亲殁于腊月初九，无疾而终，不知不觉地回归到另一个世界，一切似乎都在他的缜密计划之中。
父亲一生，生性平和，喜爱文艺，热心公益，宁肯吃亏，也不抗争。他的人生哲学是“善”，处世哲学是“忍”，行为方式是“文”。人家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却是胸无大志、有忍无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一辈子没有跟人吵过嘴、打过架。他的这套律己箴言，加上母亲勤俭持家和更为和善的行为准则，相得益彰，融汇而成我家的家教家风。父亲不爱教训人，也不习惯堂前训谕，因此，对我无形中一脉相传甘愿接受家教家风的约束，表示满意，但是对我在阶级斗争中一忍、再忍、三忍、忍无可忍，或咆哮公堂，或打笔墨官司鸡蛋碰石头的表现，颇不为然，即便反抗有效，他也很不赏识。在父亲看来，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谁也离不开谁的统一体，所以人和人要相亲相爱，多行善事。他不同意“人性恶”。“人之初，性本善”。他是“性善”论者，认为以善戮恶，不如以善制恶，以善化恶，尽可能避免以牙还牙，万万不可结下世仇;既然人性善，那么，人的与生俱来的天良，终归会被自己发现，到头来善恶必报，得以善终。他认为国民党其所以不能长久，根本原因就是作恶多端，共产党其所以力克腐败，其原因就是腐败乃政党之恶根。他认为国家领导人说“多给群众办实事”的话说得好，得人心，惟善，能以得天下。他在县上做政协委员时，走街串巷，不厌其烦，大会小会，建议尽快修建环城公路，解决群众行路难这一最为迫切的困难，县上的人都知道，阎老先生三句话不离修路，修桥补路、积德行善。他从小背诵四书五经，受儒家学说影响很大，当然也有些佛家的东西，尽管他不语怪力乱神。
当我离开家乡时，“看阱争熊，把他大给烧了”的说法已经销声匿迹，但是街上有人问大嫂：“他二哥没说啥?他二哥给钱了没有?”
回到北京以后，一时很不习惯，觉得父亲还在小屋里正襟危坐，大睁视力加起来只有0.5的双眼，手执放大镜，像在地上寻找绣花针一样地读书看报。
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像去年此时此刻向他请教学问那样。一次，我问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后面一句是什么时，他顿时兴奋起来，说：“‘帝何力于我哉’，也有人读作‘帝力于我何有哉’，是谬读。孔子日：‘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但人们句读错了，断句断成‘从心所欲，不逾矩’。”
他说他从小喜欢这首《击壤歌》，喜欢得不得了。还有一次，是他自己兴奋起来主动找我。他给我念了张学良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谈话。张学良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日本人有‘忠’，但无‘恕’。人应该原谅人、体贴人。这是我的脾气。”张氏此言，父亲激赞不已，言毕，室内立刻荡起他平时少有的爽朗笑声。父亲恪守恕道，绝不隐忍偷生;与人为善，却不抱残守缺。有件事现在想来仍然让人感动。他的大学教授堂弟，我的叔叔，将近70，仍然过着旷夫般牺牺惶的日子。十多年前，婶婶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叔父端屎倒尿、床第守候，年夏一年，岁月催人老_，人比黄花瘦。一天，父亲要我给西安叔父的女儿、儿子，我的弟弟、妹妹写信，让他们着即准备给他父母办理离婚手续，说“此事甚急，万勿延误，造成终生恨事。”他说：“一个活人，从四十多岁到六七十岁，过着不是活人的日子，这不合人的本性。我是哥哥，趁我还活着，就得管管。新社会了，儿女们会替父母着想的，病人照样能够得到精心的护理。”然后问我道：“你看咋样?马上写信，岁月不饶人!”父亲当时很动情，说起话来嘴唇直打哆嗦。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感动……人去楼空，音容宛在。父亲身上，儒家的忠恕、佛家的诚善和墨家的兼爱兼而有之。缺少道家的空灵和庄子的才气，他把“文质彬彬后君子”、道德文章琴瑟和谐的希望，寄托于他的后辈子孙。他代表二个时代、一个家庭、一段历史、一个过程。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家庭顺乎潮流，跟上时代的脚步。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此刻，父亲去母亲那儿将近一年的今日今时，这套房子显得出奇的空旷，总让人感到在电视机前，父亲依然非常投入，摇头晃脑、击掌打拍子听戏的悠然自得的神情历历在目;总觉得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还像以前那样在我眼前慢慢地、轻轻地移动，目光里充满着述说不尽又无从述说的无限情义。“该做饭了!”“还不休息?”吊在他的嘴边，一天到晚就是这么两句。这平平常常两句话，对父亲来说，是诗，对我来说，也是诗，是肺腑之言，是天机自动，是天籁自鸣，是只有我一个人才能读懂的、永远在这套房间里回荡、永远不会在我心中消失的父亲的歌、母亲的吻。
父亲死了，寿终正寝。家史的一页掀过去了，上接的一代断裂了，一个人所标志的时代终结了，从此，一个大家族彻底解体了。作为人子，不理解形而上的父爱就是不理解传统，就不会形而下地以父爱爱子。现在，一大家人分而居之，天南地北，多少年难得见上一面，大家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一套，田园牧歌式的、宗法森严的“四世同堂”，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所以，父亲对于儿子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即第三代，第四代或者第五代的影响，只能通过我们儿子一代即第二代发生作用。文明社会家庭急遽的兄弟“单过”的走势，使得族权象征的老爷爷的形象，在各自为政的诸侯国里迅速淡化。陌生的寿星老儿在存在，对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来说，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在第二代兄弟姐妹之间，老人也不过是维系孝悌忠信的一条可有可无的纽带，各人有各人的系列、各人的摊子。所以，尽管“满床笏”，子子孙孙绵延不绝，属于他老人家这一血脉的大大小小竞有好几十口子，可是，调谁来侍奉堂前都不可能;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是不情愿，而是动不了。老人感到孤独，老人成了漂泊者、多余的人。老人越是长寿，按世俗的说法越是有福，本人之福、子孙之福;然而，老人越是有福，越感到寂寞，新生代越觉得陌生。所以，老人升天，纽带中断，象征消失，大家庭解体，接下来的，是大哥和我，在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传宗接代、生生不息的各路诸侯间继续充当族权的象征和亲情的纽带。想来凄然，但未必不是社会的进步。
父亲沉疴在床时，暗中让二女婿无论如何弄点“安乐剂”偷偷交给他。他怎么知道有什么“安乐剂”?真有“安乐剂”这种内服的药吗?
“儿孙自有儿孙福……唉，人活多少是个够呢!”越琢磨这句父亲晚年唏嘘叹惋的老话，心里越觉得不是滋味。
我决定搬进父亲住过的这间小屋。我现在已经睡在父亲睡过的木板床上。
我尽量做着同父亲一样的梦，潜心体验一个作为人祖的老人一生的滋味和他弥留期间的复杂心态。我想，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要不辱父教，恪守家风，也要像父亲一样，不与人间争地，不给后代添麻烦。我，一介书生，身无长物，没有给儿孙留下什么，我也不想叫他们为我奉献什么。再难受、再痛苦、也不哼哼、不嚎叫、不呻唤，免得儿孙们看见难过。眼睛一闭，走人，灰飞烟灭，骨灰也不留。“儿孙自有儿孙福”，该干什么干什么。死了拉倒，有你没你一个样，就像父亲他老人家临终时泰然处之，让床边的后辈们自个去琢磨、去理解的那样。
可怜的父亲，越是长寿，越有零落之感，可是，谁也没有多嫌过他。在这个喧嚣的大家族中，现在想来，他孤独，然而，“吾道不孤”，他已经感到十二万分的满意。
壶中天地
司马中原
情景从记忆里展现出来。色调灰黄沉黯，那条长街上，一共有四爿酒坊。
东街的东义和酒坊，规模宏大，从前到后十几进房合，据说有九十九间之多。
但我记事时，它已经歇业了。北街的协和酒坊是我伯父开设的，紧邻着家宅，工人采面时，隔着长墙都能嗅着面粉的香味。这两爿俗称大酒糟坊，都是制造味香色醇的大面酒。另两家记不清招牌名号了，一家在狭巷里，一家在街后，都制造小高梁，俗称小叶子酒。
父亲也是爱酒的人，这使我自小就闻惯了酒香。但也仅止于伸着鼻尖，在杯口上闻嗅闻嗅而已。父亲爱酒，却从不狂饮或暴饮，而且早餐从不喝酒，唯有在黄昏晚膳时，备几碟精致的小菜，不经心的独酌一杯或是两杯，一边酌着酒，一面咿咿唔唔的吟哦着。好像藉着诗和酒，抒发出闷在心里的一点儿什么。
到了秋季，霜寒月白的夜晚，西风卷动一庭干菜，窸窣响着。父亲买得透肥的灯笼蟹，一时兴动，也会傍窗夜饮，喝得脸泛酡红。他半白的头颅，像风里的白菊般的摇晃着，吟声也多了，半分的悲凄。冬季呢?门窗都关严了，还挂上厚重的棉制的帘子。风吼声虽仍隐约可闻，但总隔一层。宽边带架的铜炉里，旺燃着红炽炽的炭火。镂花吊灯把花格形的影子映落在白壁上，轻轻流转。
父亲会把锡壶里的酒，置在炉边温着，消消停停的浅酌。等我倦得几乎抬不起眼皮了，半醒半睡的艨胧中，仍能听得见他断断续续的低吟声。
那时我根本没有品尝过酒，却深深迷上了那种安闲自得的独酌的情韵。父亲端着杯，仿佛并不是在饮酒，而是在饮着窗外的黄昏和金鳞般的霞云，饮着一楼悄然而来的瞑色，饮着寒夜乳色的月光。也许酒就是那样的罗?风声，檐沥，画里的山水，诗中的章句，红红的炉火，明亮的灯色，都仿佛能注入酒盏，一仰而人肺腑，转化为一片咿唔的吟哦。
如此看来，我也非品尝品尝不可了。头一回尝酒不是用杯子，是用筷端蘸着一点儿，点在苦尖上的，哦!辣得人眼泪直淌，好半天张不开嘴来。尽管如此，却使我好奇的探究心更加强烈了。为什么乡野上的人们会喜欢喝这种辣水呢?每遇逢集，酒坊的柜台外面，挤满了沽酒的人，有的用方形锡壶，有的用圆形锡壶，有的用玻璃瓶子，有的用乾黄葫芦。街两边的饭铺里，凡是有的座头上，几乎无一不抓着酒壶，猜拳行令，喝得不亦乐乎的。看来酒虽辛辣，也辣得有些道理了。
正因如此，我便常跑到伯父开设的酒坊里去，痴痴的看着酒师傅们制酒。
酒坊后屋里，有八个青砖砌成的发酵槽，北面大仓里，装满从各地搜购来的高梁。大仓傍有磨坊，四盘磨整天碾着麦子。粗粗碾过的碎麦是做曲用的;先把它调成厚糊状，拌人曲母，经很多人赤足踩踏，然后倾进长方形的木模，经过曝晒，晒乾后脱出来，一块块像是古老的青砖，一般称它叫曲饼。曲饼被叠放在曲屋里，紧密的封严门窗，使它发酵。
高梁新蒸出来，趁热摊放在制酒作坊的地面上，师傅们用木扰为它翻拌进适量的曲粉，把这些用以蒸酒的原料倾进发酵槽里去，面上覆上麦草，再用泥浆封妥，经过一段发酵的时间，便能启封，用以蒸酒了。
蒸酒器是很巨大的;最下层是灶膛，烧着旺炽的劈柴火。灶，膛上燉有一口极大的特制生铁锅，锅上围着一人多高的木甑儿，甑里放着酒糟。甑顶是密封的，嵌进一双全由锡质打成的酒锅，酒锅的形式像一把巨大的长嘴壶，壶口下面就是酒坛子。
灶膛的火，使铁锅的水沸腾，高梁制成的酒糟被蒸透了，蒸气聚到锡锅里，顺着锅嘴流出来，那便是酒了。酒坊里有五六个制酒的师傅，他们都是伯父从北边很远的地方礼聘来的。据说他们都具有多年制酒的经验，对于调曲、发酵、火功，都控制得宜，蒸出来的酒才会宽和浓郁，别有一股芬芳。他们工作时，都穿着青布衣裤，更用青巾包着头;领班的大师傅，脑袋上还盘着一根细长而且怪气的辫子。坊里很闷热，他们口渴时，喝的不是茶水，却是热气蒸腾的酒，一仰头就是一大碗。
“喝喝看，小把戏，热的酒不辣的。”
我真的用手指蘸着尝过，新淌出来的酒，果然不很辣，还带点儿淡淡的沁甜。
酒蒸妥了，一部份零售的酒，经过掺花分等，分别装入酒瓮、酒糟，通常都要经过三次蒸馏，每次出槽后再行加曲。头一次蒸馏的味烈，不算上品;再次蒸馏的味醇，称二锅头，深为酒客所嗜;最后蒸馏的酒尾，味道淡薄，售价也便宜得多。所谓掺花，实在就是渗水。据大师傅说：大曲酒性烈，酒劲十足，一般酒客要是过量放饮，能够醉死;适度掺水，去中和酒的烈性是必要的;掺水若干，他们只要用竹制的酒端子把酒旋动，舀起一杓来，看酒面泛出的泡沫，俗称数酒花，就知道了。通常酒里掺花，以中和酒性但不影响酒味香醇为准。
除却少数零售的酒，大部份都装罐装篓，等待分销到外地去。不论是罐口或篓口，都要用猪尿泡封扎起来，据说这样才使酒香不致外溢。邻居有位较我年长的孩子，教我一个方法，他说只要把蒙住篓口的猪尿泡边缘扎出一个小洞，插一截麦管伸进酒篓里去，便能吸着酒了。
经不得他用激将法的怂恿，一个男孩子，每人带着一支麦管，潜进酒仓去啜酒去了。我记得那一回，所有偷喝酒的都醉成软骨虫，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被扛酒工发现，分别扛着送回家去的。从那一次大醉之后，镇上的人都知道这几个孩子会喝酒了，酒量尽管谈不上，至少有喝酒的胆量。善饮的汉子们赞许我的勇气，带着一半调侃一半怂恿的意味，故意让我喝酒。逐渐的，酒液在我舌尖感觉上，不再像当初那么辛辣了。
我相信喝酒很容易上瘾，一般酒客们提壶卖醉，也许就是要买得一份醺醺欲醉的陶然之感呢?饮酒饮至初酣时，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是我所尝受过的极为奇妙的经历。一些的物体、灯光和人脸，都好像生了翅膀，飘浮起来，腾舞起来，一些原本灰黯的意念，也都焕发出无穷的希望的光采。无怪乎古人说是藉酒消愁了。
按理说，在消闲的太平岁月里，贪杯买醉并不是一宗坏事。但一般人饮酒，都难以自我节制，纵饮无度的结果，呕吐狼藉，或是醉得人事不知，所见皆是，有许多发酒疯的醉汉，歪斜踉跄着，不是胡乱喳喝，就是毁物伤人。人说酒能乱性，一点也不错，它会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在醉后变成一匹狂暴的野兽。由此可见，一个饮者和一般酒徒是不大相同的。
人塾后，习诵李白的将进酒一诗，诵至“千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章句时，真的心响往之，希望自己成长后，能够和父亲一样，和诗酒结缘，能够低斟浅酌，饮而有度，使酒受役于人，而非人受役于酒。
也许是本身性格太粗豪的关系吧?或是多年浪迹生涯的影响呢?!我逐渐嗜好饮酒了，却始终不能像父亲那样的有节制。有时遇上文友，举起酒杯，完全是“白日放歌须纵酒”的那种饮法;若是遇上军中袍泽，回首当年，饮法更豪，全部显露不醉无休的气概了。近年虽已体弱鬓斑，酒兴仍浓，量却短浅起来，每饮必醉又自夸海量，常使朋友及妻儿腾笑。醒后自惭喝了半辈子酒，虽没沦入暴饮的酒鬼之籍，却距离知酒的饮者之境远甚。
偶尔也学着父亲那样，弄几碟可IZI的菜肴，凭窗夜饮，饮着饮着，在曹孟德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触外，另有太多忧国的沉愁。酒入愁肠，一盏未竟，已先醉了。不过，我总不愿承认本身量浅，只怪此间的高梁，由于土坚水硬，酿制出的酒液，性过亢烈。世间有水土不服之说，用说于酒，也是想当然耳!
既不能做一名真正的饮者，戒酒的意念也确会偶然兴起过，但当默诵到“梦里乾坤短，壶中日月长”的诗句时，戒意又复打消了。事实上，戒饮并不容易。早些诗，闻说我戒酒，一位朋友便对我说了两个笑话。一个笑话是说：早年有个酒鬼，终年抱着酒瓶，沈在醉乡，乃妻无可忍，请其在妻与酒间择一，酒鬼发誓舍酒而就其妻，妻说：“你若再喝怎么说?”酒鬼说：“我赌了咒的，我要是再喝酒，叫我醉死!叫我跌进酒缸淹死!塞进酒瓮闷死!死后和刘伶拜把子，只要阴间有酒，永不为人就是了!”说着，伸l出手去。其妻说：“你想干什么?”
酒鬼说：“我每次赌咒发誓，你都不相信我，我活在世上，实在没什么意思，这回你不妨大发慈悲，多给我几文，让我痛痛快快的应誓——醉死算了!”
另一个笑话发生在现代，大意是说：一个胖先生嗜酒如命，屡戒不成，中年后，患了心脏病加高血压症，经医嘱，入院戒酒，一天，护士为其打针，转眼问，药棉不见了，遍觅无着，最后才发现被含在病人的嘴里。护士说：“先生，这是酒精，不能吃的。”那位胖先生说：“我知道，我只是暂时替你唧一唧罢了。”
我虽然嗜饮而未得更上层楼的门径，也会纵酒烂醉过，但藉之体悟人生，冀做一名饮者的心，却始终存在着，未敢或忘;若果顺乎流俗，作酒肉的徵逐，或是纵情声色，以醇酒美人与俱为图，那就更忘其初心，违其初志，深陷进去，难以拔脱了。尽管我嗜酒还没有像朋友所讲的，笑话里的人物那样，我也该感谢朋友的用心，世间得酒之益的人，为酒讴歌，蒙酒之害的人，责酒为毒物。
其实，酒之为物原无益损可言，好坏全操之于人，真正做一名饮者，那境界仰之弥高，以我愚钝的资质，恐怕终生求取，也难登堂奥了。
能把壶中天地，当成一门修养性情的学问，倒也顿合养生旨趣，至少能领略一点意不在酒的情怀，不以大声呼吼喧闹而仅求一醉为乐罢?这样，即使醺醉了，也能觉得一番解释一一酒配以诗，醉也醉得优雅，它和酒配以肉的伧俗之醉，究竟是判若云泥的。
遗憾的是：在山荆眼里，两者都是一样。只是还没到两者择一那么严重的程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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